雖然袁世凱在就任中華民國首任大總統，尤其是在擊敗孫中山二次革命、“萬民上表”勸進“中華帝國”皇帝時，國內威望到達頂峰，但在當時的日本歷史學者眼里，既沒有籌安會“六君子”對袁冠以“雄豪君主”的備至推崇，更沒有當今翻案者抬袁到“歷史偉人”那樣高度。

20世紀初葉，日本有兩位廣為人知的世界級歷史學者，那就是活躍于東方學林的“東白西內”。東部白鳥庫吉、西部內藤湖南。尤其是內藤湖南，他對中國史和東亞史的研究頗有心得，他為《朝日新聞》撰稿，自成實證派歷史觀。內藤湖南出成果的時候，正是中國清末民初期。袁世凱無疑是這個歷史階段的一大主角，但內藤湖南對袁世凱的評價并不高。清朝倒臺了，民國成立了，但內藤湖南依然不看好中國未來，他認為袁世凱上那些政治人物上來了，中國“進入了最適合玩弄權謀伎倆而不顧長遠國計之輩跳梁的時期。”

1914年，內藤湖南發表對中國帶著有色眼鏡的文章《支那論》。此時，袁世凱正在從袁大總統的位置向洪憲皇帝的寶座遞進，內藤湖南對如日中天的袁仍不以為然，稱袁世凱只是個擁有“猿猴智慧的政治家”、“不知大計、不通大局”的“機會主義者”，這樣的人領導中國，對日本來說，不足為道。以當時的歷史背景來看，日本正向軍國急劇邁進，內藤湖南等學者的“研究成果”也在為日本全面侵華做準備。雖然中國已經完成了推翻帝制的改朝換代，但內藤湖南等學者對中國依然帶有輕蔑的眼光。以“支那”蔑稱中國，就是當時日本不屑中國的一個標志。

內藤湖南對袁世凱的評價是否過低？雖然日本普遍不屑中國，包括中國的政治人物，但內藤湖南對袁世凱的評價，還是頗為中的。其時很多人把中國的未來寄望于袁世凱這樣的政治人物身上，而后來的結果卻讓內藤湖南不幸言中，袁世凱不僅沒有帶領中國人新生，而且差點將中國拉回萬劫不復的老路中去。何謂“猿猴智慧”？猿猴對外界的反應比人靈敏，但是智商卻沒法超過人。說一個人擁有猿猴智慧，那就是精靈有余，卻遠慮不足。或者說只抓眼前自身利益，不顧民族百年大計。誠然，袁世凱是機敏的，無論是和國內政黨還是與外國政要打交道，他是極盡狡詐之能事，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他的原則只有一個，就是自己不吃虧。即便是簽訂《二十一條》，他也是想利用日本、占盡眼下便宜。

比起空談的清流來，袁世凱是務實的。但是，一個投機政客與一個偉大政治家的區別，關鍵不在于是不是“務實”，而在于有沒有政治信仰，有沒有不可逾越的政治原則底線。由是觀之，以“政治家”評價袁世凱，不是過低，而是過高。政治家與官僚的區別，就是政治信仰和原則。毋庸置疑，袁世凱是個沒有政治信仰和原則底線的人，他的本質和前輩李鴻章并無二致，是官僚而非政治家，他們做事是為了做官，并不是做官是為了做事。權力是他們的最高追求，而政治信念是個虛無的東西，他們絕對不會為做大事、青史留名，去冒丟掉榮華富貴的風險。

縱觀中國歷史，如袁世凱這樣的政治人物多如牛毛，中國歷史為什么產生大量的“猿猴智慧”政治人物？與“猿猴智慧”相輔相成的，是中國另一傳統的發揚光大——以“成王敗寇”為評價標準的庸俗歷史觀。這種歷史觀在中國“學界”（確切地說，是御用界）源遠流長，一切為得勢者、權力者服務，完全喪失文化精神傳承、文明進步、道義是非的評判，嚴重摧毀民族信念、文化信念，所以就不斷催化袁世凱這樣的“政治家”。內藤湖南的前輩、日本明治維新的功勛西鄉隆盛曾經這樣評價過中國歷史，“自孔子之后，歷八十余世而不進步，此乃中國特色也”。而從政治人物的角度分析，中國之所以“歷八十余世而不進步”，蓋因袁世凱這樣的“猿猴智慧”的政治人物太多，他們不通世界大局、不知發展大計，只是一些鉆進“權眼”的“機會主義者”。如何帶領一個民族走出泥沼？

袁世凱死后，推動日本走向軍國的日本學者依然不看好中國，沒有“像樣的政治人物”和“無精神的精英群”是他們不看好的理由之一。與內藤湖南地位不相上下的學者桑原騭藏一語點到了這個痛處：“在中國有地位、有知識，可充當一般民眾領導者的官紳階級腐敗墮落，他們既無精神，也無真心。這種腐敗墮落是幾百、千年來之積弊傳習，無望一朝一夕改變……立憲也罷，共和也罷，政體是死的，將其活用的是人。沒有最要緊的人，任何政體都是不能充分發揮其效能的。”從辛亥革命到日本全面侵華，時間跨度是25年，日本在這25年里，產生了很多“立志征服世界”的政治人物，而中國的政壇上，內訌卻成為主旋律，“玩弄權謀伎倆而不顧長遠國計之輩”越積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