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五子”是指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這五位哲學家，他們都精通“易學”，其著作對后世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周敦頤

北宋思想家、文學家，學界公認的理學鼻祖。周氏學術思想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融合道學，間雜佛學，提出"無極而太極"的宇宙生成論。“他的理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起了承前啟后的作用。清代學者黃宗羲在《宋儒學案》中說：“兩漢而下，儒學幾至大壞。千有余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于舂陵，乃得圣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明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宋史·道學傳》將周子創(chuàng)立理學學派提高到了極高的地位。其作品《愛蓮說》具有重要文化意義，時至今日，仍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周敦頤在治學中，提出許多新問題，并作出新的論斷，把儒學推進了一步。他所提出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主靜、至誠、無欲、順化等理學基本概念，為后世的理學家反復討論和發(fā)揮，構成理學范疇體系中的重要內容。成為宋明理學的開山祖師。南宋理宗時，詔從祀孔子廟堂，其理學奠基者地位為官方所承認。

周敦頤是宋明道學的開創(chuàng)者。在當時儒、佛、道合流的形勢下，從對于《老子》的“無極”、《易傳》的“太極”、《中庸》的“誠”以及五行陰陽學說等思想資料進行熔鑄改造，并為宋以后的道學家提供“無極”、“太極”等宇宙本體論的范疇和模式來說，周敦頤確有“發(fā)端之功”。二程的“擴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義說，都不過是在周敦頤原有的思想基礎上使道學理論更加完善化、系統(tǒng)化而已。

周敦頤的哲學著作，現(xiàn)存者只有一幅從道教圖錄中改裝過來的《太極圖》、二百多字的《太極圖說》和不滿三千字的《通書》;而其所涉及的范圍則有“無極而太極”的本體論問題，“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的動靜觀問題，以及“主靜立人極”的倫理觀問題，等等。對于這些問題，他雖只提出了詞約義豐的論點和論綱，并未從理論上加以系統(tǒng)的、具體的闡發(fā)，但他的哲學思想在開創(chuàng)宋明道學的發(fā)展過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世界的多樣性及其統(tǒng)一性是中國哲學史上長期爭論的一個復雜問題。周敦頤通過“一”與“萬”的關系問題重新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把本體論的哲學爭論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他說：“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通書》)

“萬”指事物的多樣性，“一”指多樣性的統(tǒng)一性。“是萬為一”指事物的多樣性具有統(tǒng)一性。“一實萬分”指統(tǒng)一的本原的實體分化為千差萬別的特殊物體。總起來看，他認為，“萬物”是從水、火、木、金、土五種特殊實物變化而來的，五種特殊實物是從陰陽二氣變化而來而來的，陰陽二氣又是從“一”變化而來的。他所謂“一”，就是《老子》的“無極”和《易傳》的“太極”。把“無極”和“太極”兩個哲學范疇統(tǒng)一起來，重新對本原的實體進行哲學加工，顯示周敦頤“合老莊于儒”、融合儒道哲學的新動向。

他運用兩推法來說明“一”與“萬”的統(tǒng)一關系。一方面，從一到萬、從本體到現(xiàn)象：“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其公式為：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萬物。另方面，從萬到一，從現(xiàn)象到本體：“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公式為：萬物→五行→陰陽→無極(太極)。把兩者結合起來，就是：“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程顥、程頤

世稱"二程"，受學于周敦頤，后建立起自己的理學體系。

程顥(hào)(1032年—1085年)， 北宋哲學家、教育家、詩人和北宋理學的奠基者。字伯淳，學者稱明道先生。河南洛陽人，出生于湖北黃陂。嘉祐進士，神宗朝任太子中允監(jiān)察御史里行。反對王安石新政。學術上，程顥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的命題，認為“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便須“以誠敬存之”。倡導“傳心”說。承認“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

程顥學學說在理學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來為朱熹所繼承和發(fā)展，世稱程朱學派。其著作有《定性書》、《識仁篇》、《遺書》等。

程頤(1033年-1107年)，北宋哲學家、教育家和北宋理學的奠基者。字正叔，洛陽伊川(今河南洛陽伊川縣)人，世稱伊川先生，出生于湖北黃陂。為程顥之胞弟。歷官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jiān)教授。元祐元年(1086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授崇政殿說書。與其胞兄程顥共創(chuàng)“洛學”，為理學奠定了基礎。幼承家學熏陶，其政治思想頗受父親的影響，推舉其父反對王安石新法乃“獨公一人”，又對其兄程顥于荊公(王安石)之說，“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極加稱許。與其兄程顥不但學術思想相同，而且教育思想基本一致。程頤的著作有《周易程氏傳》《遺書》《易傳》《經說》，被后人輯錄為《程頤文集》。程顥和程頤曾問學于周敦頤，世稱“二程”。明代后期程頤與程顥的著作均收錄入《二程全書》。

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并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于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于理”，“有理則有氣”。現(xiàn)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要“存天理”，必須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yǎng)方法。他們創(chuàng)立的“洛學”，使理學具有了完整的形態(tài)，因而又是宋明理學的實際創(chuàng)立者。二程的思想對后世社會影響深遠。

邵雍

字堯夫，謚號康節(jié)，自號安樂先生、伊川翁，隱居蘇門山百源之上，后人稱他為百源先生，屢授官不赴。后居洛陽，與司馬光等人從游甚密。邵雍根據(jù)《易經》關于八卦形成的解釋，摻雜道教思想，虛構一宇宙構造圖式和學說體系，成為他的象數(shù)之學也叫先天學。傳說他的卜術很準。 仁宗時定居洛陽，以教授為生。仁宗嘉祐及神宗熙寧中，先后被召授官，皆不赴。創(chuàng)“先天學”，以為萬物皆由“太極”演化而成。著有《觀物篇》、《先天圖》、《伊川擊壤集》、《皇極經世》等。當時李之才(字挺之)為共城縣令，聽說邵雍好學，便去見邵雍，并對邵雍說：“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意即“你知道宇宙萬物周期發(fā)展過程的“物理”之學和有關性命的學問嗎？”

邵雍回答道：“幸受教。”，意指愿受李之才的教導，這樣邵雍就拜李之才為師，學習了《河圖》、《洛書》，伏羲氏的八卦六十四卦圖像。李之才所傳授的這些東西都是久遠年代流傳下來的，而邵雍探索其中深奧的內涵時，往往如有神助一般的能妙悟、洞徹其內涵，最后獲得的如同汪洋一般浩瀚博大的知識，多半是邵雍自行悟道所得。

邵雍研習這些經典的時間越久，其德行也越來越為世人所稱頌。同時，邵雍的智慧也在增長中，他明白了天地的運動變化規(guī)律、陰陽消長的規(guī)律、世道變遷的規(guī)律，甚至對微小的走、飛行類動和草本木本植物的特性也一樣了然于胸。他高深的智慧，被當時世人認為已達到不惑的程度。邵雍的學說不是模仿前人、偶然應驗的學說。邵雍悟到了伏羲八卦中自帶的先天因素，并因此寫下數(shù)十萬言的著作流傳于世，但由于他處于隱居狀態(tài)，所以很少被世人所知。

張載

北宋哲學家，理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字子厚。鳳翔郿縣(屬今陜西眉縣)橫渠鎮(zhèn)人，世稱橫渠先生。嘉祐進士，歷授崇文院校書、知太常禮院。提出“大虛即氣”的學說，肯定“氣”是充塞宇宙的實體，由于“氣”的聚散變化，形成各種事物現(xiàn)象。著作有《正蒙》《經學理窟》《易說》等，后被編入《張子全書》中。他的“橫渠四句”氣魄宏大。張載學術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以后的思想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作為思想家的張載，響亮地提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四句箴言，并以此作為自己的人生宗旨和政治追求，以一生的勤奮來踐行精神理想的最高境界。“張子四句”，也被近千年來學者和政治家廣泛引用和推崇。

為天地立心，張載以《易》為宗，以《中庸》為本，以孔孟為法，鮮明地提出了天道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