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焰接續武昌首義，有節制地蔓延著。半個月的時間，兩湖、江西、陜西四省相繼獨立了，光復了。

四省獨立的主力都是新軍，他們都是大清王朝的支柱，具有軍事上的實力，也具有新的思想意識。他們之所以發難，主要還是因為憲政改革出了問題，原本作為憲政標志的責任內閣，不幸被弄成了親貴內閣、皇族內閣；原本要解決鐵路融資弊病的干線國有化政策，變成了權貴集團掠奪社會財富的國進民退。這才是四省新軍揭竿而起的原因。

面對四省新軍發難，清廷并沒有借力發力，推動改革。相反，朝廷視四省新軍為叛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四省發難，不僅沒有成為改革的助力，反而成為強化鎮壓的理由。

清廷的不覺醒讓革命如烈火燎原，四處蔓延。九江新軍發難第六天，武昌起義第10天（1911年10月29日），太原新軍宣布起義，標志著山西光復。按照順序，這是新軍發難大潮中的第五個省份。

山西是晚清新政的模范省，一直走在政治變革的前面。1902年成立武備學堂，培養了一批新式人才。最優秀的畢業生被選派到日本軍官學校繼續深造，然后回到山西擔任新軍軍官或教習。

像各省的留學新軍一樣，這些優秀軍官在日本留學期間，除了接觸最新軍事理論，也接觸了不少新思想，接觸了不少立憲黨人、革命黨人。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這批優秀軍官既要做新軍事的示范，還要做新政治的領航人，他們不僅沒有軍隊專業化、職業化、國家化的想法，反而以為新軍人首先就應該是政治上合格的人。因而留學日本的山西新軍軍官，大多具有憲政思想、民主共和的理想，這對于他們后來掌控山西新軍，乃至山西政治，具有重大意義。

山西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創辦于1907年，其中高級軍官除來自日本士官學校，還有一些來自保定陸軍學堂。山西新軍的士兵，與其他省份不太一樣，相對說來他們的文化程度高一些，所以當“保路風潮”席卷全國時，山西新軍其實已經卷入動蕩，官兵對時局的關切越來越明顯。

正像許多省份的清朝官吏一樣，山西巡撫陸鐘琦很早已經意識到新軍不穩不可靠，他也設法施以各方面影響，但都不見效果。為防意外，他一方面從外面調配巡防營駐扎省城維護秩序，另一方面將駐守省城的新軍調往外地。結果也和其他省份一樣，山西新軍接到調防命令后，加緊了起義的準備，他們擔心清政府分化瓦解各個擊破。

陸鐘琦給出的開拔時限為10月28日。當天下午，新軍中具有新思想的軍官黃國梁、閻錫山、張瑜、溫壽泉、喬煦、南桂馨等集會決定利用開拔命令領取武器彈藥，當天夜里突然發難，駐扎太原城外的新軍第八十五標第三營管帶姚以價率先從南門攻城，駐守在城內的第八十六標標統閻錫山迅即響應。僅一夜功夫，太原全城就被起義軍占領，山西巡撫陸鐘琦、協統譚振德被擊斃，滿城亦降。稍后，山西全省各州縣仿照省城相繼光復。

山西軍政府成立第二天（10月30日），昆明新軍宣布起義，并很快獲得勝利。按照時間順序，這是武昌起義后第六個獨立省份。

云南地處邊陲，與緬甸、越南接壤，屢受英法勢力窺伺蠶食，因此之故，云南人的種族主義情結在近代特別高漲。1904年，云南開始有秘密組織“誓死會”，宣布與滿洲殖民統治不共戴天，發誓不惜代價推翻滿清，甚至不惜與之偕亡。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云南很快就成立了一些外圍組織。這些組織在云南新軍及巡防營先后建立了自己的系統。云南新軍籌建后，和其他省份一樣，逐漸被具有新思想的黨人所控制，像李根源、羅佩金、唐繼堯、蔡鍔等，即便此時還沒有加入同盟會，但他們都具有明顯的叛逆傾向，對既有體制極端不滿。

湖北新軍首義的消息傳到云南后，群情振奮，具有新思想的張文光、陳天星、李學詩等，率同新軍第七十六標兩隊率先于10月27日在騰越發難。稍后，張文光以滇西軍都督名義發布命令，號召向昆明發兵。

其實，昆明新軍已處于騷動狀態。新軍中的黨人已經密謀，決定在重陽節（10月30日）那天發動。

重陽節晚九時，駐扎在昆明城外的新軍第七十三標率先起事，由北門斬關直入，向軍械局等要塞發動猛攻，清軍在統制鐘麟組織下給予激烈抵抗，義軍并沒有順利得手。

夜半，駐扎在城外的第七十四標在羅佩金統率下向城內發動進攻，城內的義軍里應外合打開城門，直撲總督府。經過幾個小時激烈爭奪，雙方各有死傷，至第二天（10月31日）中午，義軍終于占領了云貴總督府。統制鐘麟在混戰中被擊斃，總參議靳云鵬乘著混亂機警逃走。

11月1日，云南軍政府宣布成立，公舉蔡鍔為云南都督，李根源為軍政部長兼參議院院長。

云貴總督此時為李經羲，李經羲是晚晴立憲時代的重要人物，他和其他督撫一起于1910年10月聯名奏請朝廷加快改革步伐，立即組織責任內閣，盡速召開國會。李經羲的行動極大推動了立憲進程，只是清廷在關鍵問題上忽略了責任內閣不是皇族內閣，更不是軍機處的翻版。所以，當各地新軍風起云涌日趨不穩時，李經羲也在觀望，他并沒有在云南新軍發難時破釜沉舟魚死網破，更沒有殊死抵抗無謂犧牲。但是，李經羲畢竟是李鶴章的兒子，李鴻章的侄子。李家屬于大清國幾個最大的政治世家，歷史的原因使李經羲無法與新軍將領一起反朝廷。

李經羲沒有參與反朝廷，但他并不格外反對別人反朝廷，他對蔡鍔、李根源有知遇之恩，所以云南新軍革命成功后，并沒有難為李經羲，而是客客氣氣將他禮送出境。這是1911年中國政治大變動中的一段佳話。

至云南獨立，全國宣布獨立的省份已有六個。在這20天的急劇政治變動中，六省不能說沒有犧牲、損失。六個省的大清命官確實沒有給朝廷太丟臉，不過除了江西巡撫馮汝口兵敗自殺，其實也沒有多少高官認真組織過抵抗，更不要說殊死抗爭。先前不斷向朝廷表忠心的各位督撫、高官，到了關鍵時刻還是保命要緊，大多選擇了不抵抗，一走了之。

因此，這場改變中國歷史與命運的大革命，實實在在地說來，并沒有想象的那樣恐怖。這只是一場低烈度的體制震蕩，是軍隊中頭面人物登高一呼，搖身一變，他們并沒有像軍閥、土匪那樣趁著時局動蕩占山為王、跑馬圈地，更沒有想著割據、分裂，他們的目標，其實還是為了國家好，他們看不上的是朝廷的倒行逆施、憲政中止，他們所期待的，還是一個憲政的中國，一個與東西洋立憲各國一致的中國。

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并非后來人描述的那樣恐怖，不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