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南方比北方早開放了20年，封建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得早，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比北方發達，特別是西方新思想新事物傳播要比北方廣泛普遍得多。甲午戰后，南方的救國之路走的是維新變法、反清革命，北方走的則是“扶清滅洋”，中國南北方整體不同的救國之路，很值得我們細細思考其中的道理。

自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至1911年武昌起義前，孫中山和其他革命黨人發動領導了十幾次大小規模不等的反清武裝起義。眾所周知，這些起義無論策劃多么周密，準備多么充分，作戰多么勇敢，最后都失敗了。可就在大家以為革命短期難以成功的時候，武昌起義卻迅速取得了成功。有人說武昌起義是新軍士兵“意外的第一槍”引發的，那為什么普通士兵意外的第一槍引發的起義成功了呢？

辛亥武昌起義是在組織發動起義的機關被破壞，主要領導人逃亡，地方當局嚴密防范的惡劣情勢下，由湖北新軍第八鎮工程第八營普通士兵程正瀛幫棚目(班長)對付哨長(排長)，舉槍擊斃了哨長，這一槍就成了辛亥武昌首義的第一槍。顯然，這一槍本不在起義計劃之內，從程正瀛“二次革命”后參與鎮壓革命黨被革命黨人抓獲沉入江中淹死、與哨長打仗的棚目金兆龍后來任職北洋與北伐軍作對等事實看，武昌首義的第一槍確實可以說是個意外。但是，這意外的第一槍敲響了大清王朝的喪鐘，卻并非偶然。

武昌“意外的第一槍”引發了新軍下級軍官自發組織起義，隨即有眾多新軍與軍事學堂的學生參與，最終取得成功，新軍起義是武昌起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清末新軍是“新建陸軍”的簡稱。清末十年新政時期，清政府裁汰或改編舊式軍隊為“巡防營”或巡警，由地方督撫負責督率保衛地方(這些由督撫督率的地方武裝在辛亥革命過程中很少有主動起義造反的，大多都站到了革命的對立面);計劃編練新軍三十六鎮(師)，作為國家主體武裝力量。但由于財政窘迫，最后只練成十四鎮，十八個混成協(旅)，禁衛軍兩協和陸軍四個標(團)，共計17萬余人。這些新軍雖然人數不多，但卻是當時清政府的主要軍事力量。新軍從軍官的培養選任，士兵的征募訓練，到兵種和裝備，完全仿效西法。新軍軍官由軍事學堂畢業生和留學生擔任，掌握了一定的近代軍事知識，受到西方政治經濟思想的熏陶，容易接受新知識、新思想，士兵也普遍具有一定文化基礎，與舊軍隊完全不同。

晚清政府腐敗無能，革命黨人在發動會黨起義屢遭失敗之后，便在新軍中宣傳鼓動革命，而新軍中沒有滿族人，在當時反滿興漢、排滿革命的宣傳鼓動下，容易形成統一認識，且不易被滿族統治者發現。武昌新軍起義能夠在短時間內一呼百應取得成功，自在情理之中。

然而，清末編練新軍，以袁世凱的北洋新軍實力最強，加上東三省的新軍，北方新軍無論數量還是實力，都遠超南方。所以，武昌起義后很快就形成了南北對峙，南方軍事力量無法與北方抗衡的局面。那么，同樣是新軍，反清革命為什么沒有發生在北方，而單單在南方新軍中進行？

“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這句話用來解釋新軍反清革命為什么發生在南方，還是頗能說明問題的。中國近代南方比北方早開放了20年，封建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得早，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比北方發達，特別是西方新思想、新事物的傳播要比北方廣泛普遍得多。甲午戰爭后，南方的救國之路走的是維新變法、反清革命，北方走的則是“扶清滅洋”，中國南北方不同的救國之路，很值得我們細細思考其中的道理。

此外應該看到，新軍待遇本來就高，中高級軍官待遇優厚，是改革的獲利者，他們雖然不滿專制統治，但也不想自己冒險率先走上造反的危險之途，把舊秩序完全打亂了重來，大多是想通過穩妥的方式也就是通過改革的方式獲得更多的利益。這方面南方新軍高級軍官也不例外，像黎元洪那樣的洋務學堂出身、多次到日本見習考察的旅長(協統)級軍官，后來答應起義士兵出來主持大計，不也是槍口威逼下的不得已之舉嗎？至于革命高潮時期一些新軍將領包括政府要員順水推舟，策動地方獨立，就另當別論了。否則，辛亥革命勝利后就不會有各地割據混戰的局面。這樣看來，辛亥武昌起義成功后很快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也就不足為怪了。(網易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