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出土的系列漆器“孔子屏風”，被大多數考古學家認為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孔子像載體，為研究孔子的真實面貌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這組屏風構造特殊，不是單純的漆木材質，漆木板的背后還有一塊同等長寬的銅背板。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卻認為，這可能不是屏風，而是一組銅鏡。

想來海昏侯墓家喻戶曉，與出土大量黃金和所謂“孔子屏風”有關。金燦燦的黃金，那是毋庸置疑了，可屏風呢，是屏風么？千篇一詞，有點鋪天蓋地的氣勢，屏風容不得有疑。

其實聞知出土屏風的報道時，心中多少生出一些疑惑，主要是覺得它的規格似乎小點。整體高度不足1米，雖不算太低，在人處坐姿時勉強可以遮擋。但寬度更窄，很難遮蔽住人體。

后來又想到，一座漆木屏風，為何背面要用平光的銅板作襯，為的是增加它的強度么？

這銅板的用處，應當與加固無關，也沒有這個必要。如果想要更加堅固，可以直接增加木板的厚度，而不必額外貼上一塊銅板，這銅板一定另有來頭。

于是，就冒出了一個大膽的推測，這一組復合構建并不是屏風，而應當是銅鏡。那銅板不是背板，不是陪襯，它是主角。

西漢時期真有這大的銅鏡，而且還是一塊方鏡？列位看官可能有了點天方夜譚的感覺，這樣的顛覆性說法，太唐突了吧？

這個推斷并非沒有依據，其實這樣的銅鏡，考古過去就有發現。

1980年山東淄博窩托村南西漢齊王墓五號陪葬坑中，出土一件大型矩形銅鏡，現收藏于山東省淄博博物館。鏡長115.1厘米，寬57.7厘米，厚1.2厘米，重56.5千克。方鏡背部有五個環形弦紋鈕，每一環鈕基底飾柿蒂紋，鏡背飾有夔龍圖案。發掘者推測這件大型銅鏡要用柱子和座子支撐，鏡背面和邊上的鈕可能就是與柱子和座子固定時用的(《西漢齊王墓隨葬器物坑》，《考古學報》1985年2期)。

對比齊王墓的方鏡，與劉賀“屏風”上的銅板并無太大區別，只是體量更大。所以僅以大小而論，大劉的這塊銅板可以是銅鏡。齊王方鏡只存鏡面，鏡框之類的附件沒有保存下來，這次劉賀墓的發現可以與之互證。

諸多疑問在心頭，最近因為受海昏侯墓考古隊楊軍隊長之邀，有幸目睹了許多出土品，也見到此“屏風”真身。現場與漆木器考古專家吳順清老師也有交流，我提出了自己的初步判斷，得到他的認可。此行堅定了自己的認識，真得感謝楊吳二位的關照。

非是屏風，疑為立鏡，對于劉賀“屏風” 具體解構如下：

鏡架由出土現場圖片就可以觀察到，鏡架主體為方框形，以稍厚實的方木合圍，中間嵌置鏡面和鏡背。鏡架四周或有雕飾漆繪。鏡架當立于鏡座之上，鏡座形制尚不明了。

鏡面那個被稱作屏風背板的銅板，就是鏡面。鏡面方形，以銅鑄磨成型。鏡面碩大，高約80~90厘米，寬約50厘米上下。這樣的鏡面不可謂不大，但較之年代更早的齊王鏡，還只能屈居第二。

鏡背鏡背為漆木質，繪有孔子及弟子畫像，書寫孔子及弟子生平事跡。

鏡掩鏡架上安裝有活頁，是鏡面附加的開闔遮蓋設計，遮蓋體也是漆木材質，其上依稀可辨認“衣鏡”“佳以明”等字樣。

鏡銘漢代銅鏡，多興加鑄銘文，寓情喻意。劉賀之方鏡，如有銘文，當隨西漢后期風尚，書寫鏡之用途用義，而且非常文學化。鏡銘書寫的位置，由于發現的背板沒有見到相關文字，或即鏡掩上“衣鏡”“佳以明”等字樣。

試舉幾例西漢后期鏡銘：

洛陽方格規矩四神鏡：“福熹進兮日以前。食玉英兮飲澧泉。駕交龍兮乘浮云。白虎引兮上泰山。鳳凰舞兮見伸仙。長保命兮壽萬年。周復始兮八子十二孫”(《洛陽西郊漢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3年2期)。

另一方格規矩四神鏡：“昭是明鏡知人請。左龍右虎得天菁。朱爵玄武法列星。八子十二孫居安寧。常宜酒食樂長生兮”(鈴木博司《方格規矩四神鏡圖錄》24圖)。

又見四神鏡：“角王巨虛辟不詳。倉龍白虎神而明。赤鳥玄武主陰陽。國寶受福家富昌。長宜子孫樂未央”(羅振玉《古鏡圖錄》中3圖)。

西漢晚期銅鏡紋樣開始大量出現四神圖像，上述數鏡不僅銘文中有四神，同時也有四神造像。報道說，有一些漆木構件上的動物紋樣，可能與這“屏風”有關，其中可能就有四神。劉賀方鏡附件上是否會出現四神，也是可以期待的。

鏡名劉賀方鏡如何稱名，也是可以討論的。因為出土位置是在主槨西室門口附近，應當有避邪的用意，或者可以認作是守門驅邪鏡。又因為鏡面碩大，日常可作正衣冠之用，也可以取用一個現代用語認作是穿衣鏡。

鏡之義，在漢代人而言，不僅照容面理衣冠，它還被賦予了太多的含義。可以排遣相思，可以追求富貴，可以長宜子孫，可以驅邪避災，再想得高尚一點，可保國泰民安。如長沙出土圣人鏡，銘曰：“圣人之作鏡兮，取氣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質清剛。以視玉容兮，辟去不祥。中國大寧，子孫益昌。黃裳元吉，有紀綱”(長沙211號墓，《長沙發掘報告》，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