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從洛陽抵達陜西臨潼，目的在于“鎮(zhèn)攝”東北軍，爭取陜甘“剿共”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臨別之際，蔣不忘電告綏遠省主席傅作義，可調高射炮密運百靈廟防衛(wèi)日軍，“以后出擊部隊，應特別注重對戰(zhàn)車之防御戰(zhàn)術與捕獲方法”。一個多月前，蔣介石曾經(jīng)進駐臨潼，指示各部加緊“進剿”，張學良對此表現(xiàn)得很不耐煩，強烈要求調赴綏遠抗日前線，甚至表示若再不允許抗日，今后對東北軍的統(tǒng)率馭使，“必增困難”。蔣介石事先得到一些情報，張學良、楊虎城可能“不穩(wěn)”，但考慮到“國家安危最后之關鍵”，決心再赴陜西。行前，蔣介石調升正在太原、寧夏居間協(xié)調綏遠抗戰(zhàn)的陳誠為軍政部常務次長，囑其逕行入陜。7日，陳誠到達臨潼，詳細報告了赴晉綏之經(jīng)過，以及閻錫山、傅作義的綏東抗日作戰(zhàn)方案，隨后即往西安與張學良晤面。

聽完綏遠戰(zhàn)事的部署情況，張學良不以為然：“中央之對綏遠，乃系政治作用，非有誠意抗日，如誠意抗日，應即聯(lián)俄容共。”陳誠當即列舉了國防上的種種準備工作，并且信誓旦旦地說：“一至適當時機，即決然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作真面目的戰(zhàn)爭，至于聯(lián)俄容共，其事決不簡單。”張學良沒有興趣討論抗日準備的細節(jié)問題，反而取笑陳誠“真是委員長的忠實信徒”。第二天，張學良再度來找陳誠，“自述其抗日之決心，與容共之把握”，同時發(fā)泄心中苦悶：“可惜委座不采納我的主張，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近來屢次對我嚴辭責備，即使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陳誠先生回憶錄——六十自述》，第194頁。)

陳誠當日赴楊虎城晚宴，宴畢又赴東北友人密約，得知“東北軍不穩(wěn)”，“有不利企圖”的消息。9日清晨，陳誠急忙趕至臨潼報信，蔣介石不為所動，反而指示多與東北軍將領正面接觸，釋義中央政策。東北告密人有言在先，“不愿任何人知其名”，陳誠或許也是將信將疑，所以也沒有堅持己見。終于，槍聲劃破了廣袤曠遠的關中大地。12日清晨，同時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軍政大員們被集中到大廳等候確切消息。旋即東北軍送來張學良、楊虎城“兵諫”號外，這才知道出了大事。午后，張學良親自登門“壓驚”，見面即說對不起，“這不是對人的問題，是對事的問題”。陳誠質問：“對人本無問題，余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絕無顧慮。至于對事，則試問你此種舉動，究將何以善其后？委座身系國家民族之安危，設有差池，又將何以對天下后世？”張學良態(tài)度堅決地回答說：“我發(fā)動此舉的用意，計有八項主張，業(yè)已通電全國，兄等之名亦已列入，稍待即可送來一閱。你我不必客氣，要爭要鬧，仍同平時一樣。”13日，張學良再找陳誠交換看法，結果仍是“安內攘外”和“聯(lián)俄抗日”的劇烈交鋒。此后連續(xù)數(shù)日，張學良每天不同時間必至西京招待所，向軟禁中的軍政大員傳遞事件進展，并與陳誠討論政府改組等問題。24、25日，張學良均未出現(xiàn)，陳誠猜測大概是與宋子文等會商忙碌。翌日，楊虎城來道歉，始知事件和平解決，張學良已經(jīng)釋放蔣介石，一起飛回南京。

1949年1月，代總統(tǒng)李宗仁為了促成國共和談，決定釋放張學良。李宗仁致電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張漢卿兄現(xiàn)在臺省，希就近轉知監(jiān)視人員，先恢復自由，仁并擬約其來京一晤。”陳誠頗為贊同，打電報給下野的蔣介石：“職以為漢卿之于今日，釋之無關重要，久羈適足為累，但惜處置較遲耳。為此，似可聽其釋放。”27日，蔣介石復電：“如有命令到臺省釋放張學良，似可暫不置復。否則可以并不知張學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過問之意復之。”

走筆至此，相信讀者很想知道當年告密之東北友人究竟是誰？新近出版的《陳誠先生日記》有了答案。1961年12月11日，陳誠記曰：“劉翰東對國家、對領袖之忠誠，雙十二事變我得先獲悉，即渠痛哭告我，并說他為國家、領袖而告密，等于出賣長官，但不愿我使任何人知其名，明天即為二十五年前之雙十二，因有感，故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