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95年侵占臺灣后，日本帝國主義在臺灣強制推行其野蠻的殖民政策特別是“皇民化運動”，妄圖通過語言強制、奴化教育、變更種姓、更改宗教和生活習俗等，來消滅臺灣 民眾的祖國觀念，割斷兩岸同胞的文化聯系，消除臺灣民眾的抵抗精神，“使臺灣的人和地都成為皇國的真正一環”。對此，臺灣民眾進行了廣泛、深入和堅韌的抵制和斗爭，始終體現了認同祖國、矢志回歸的民族精神和高尚氣節。

民族認同：堅決抵制日本殖民者妄圖長期霸占臺灣的野蠻行徑

民族認同是民族歸屬的前提。日本侵占臺灣期間，面對日本殖民當局的強制同化和壓迫，臺灣民眾始終高揚認同祖國的旗幟，在抵御殖民文化方面表現出很高的民族同質性。

以爭取解放，返歸祖國為其斗爭目標。臺灣被割讓是中華民族的恥辱，中國人民為洗刷這一恥辱進行了長達50年的艱苦卓絕的斗爭。從臺灣被割讓的消息傳到臺灣的那一天起，臺灣人民就展開了反對日軍占領的斗爭。《馬關條約》簽約的消息傳到臺灣，臺灣民眾很快掀起了反割臺的浪潮，表示“愿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愿拱手而讓臺”。當條約被正式批準、割臺已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時，臺灣各界人士和廣大民眾自發組織起來，從日軍登陸臺灣的第一天起，就進行了頑強的抵抗。日軍由北到南，在4個多月占領臺灣全島的過程中，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共有包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內的4800名日軍官兵被擊斃，2.7萬人負傷。其傷亡人數比在甲午戰爭中日軍的傷亡人數還要多出近一倍。從1895年割臺到1945年臺灣光復，臺灣人民在長達半個世紀里殊死抵抗，英勇抗戰，“一寸山河一寸血”，先后有65萬臺胞捐軀殉國，他們和大陸為八年抗戰而流血捐軀的3000萬同胞一樣，是中華民族的抗日英雄。臺灣軍民用自己的頑強抵抗，顯示了中國人民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堅強決心。

祖國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臺灣同胞無不群情激奮，并立即將40余年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爭取臺灣回歸祖國的斗爭匯入到全民抗戰的洪流中。大多數臺灣同胞立足本島與日本殖民統治者進行斗爭，也有許多臺灣籍愛國人士或赴海外，或來到大陸，通過各種方式支援祖國抗戰。大陸的臺灣同胞組織“臺灣革命同盟會”于1943年1月30日在重慶發表聲明，鄭重指出：“臺灣原屬中國，臺民中百分之九十三點七保有中國血統”，并嚴正聲明，“中外戰后處理臺灣問題除將臺灣領土主權完全歸還中國外，任何維持現狀或變更現狀之辦法，均為臺灣人民所反對”。臺灣乃中國之臺灣，民族乃中國之民族，土地乃中國之土地。日本殖民者在島內實行法西斯統治，島內臺胞的斗爭十分艱難，雖形式零散，但英勇壯烈，臺灣愛國義士蔡惠如被捕入獄后，把未來寄托于祖國的強大，寫下“中原大地如春歸，綠水青山待我還”的愛國主義詩句。

貞守中華的民族氣節。強力灌輸“大和”文化及為天皇盡忠思想，培養“真正忠義的皇民”，是日本推行“皇民化運動”的核心內容。而心向祖國、不做“皇民”，則是臺灣民眾始終如一的原則立場。在此方面，知識分子率先表明“堅持我們漢家兒女的傳統精神，不被日本人同化為日本皇民，乃是我們不可否認的原則。……在日本人的淫威之下總能像蘇武在北海，一定能夠克服多種艱難而勇敢地苦守中華兒女的氣節。”被查封前的《臺灣新民報》堅持將所有電文中的“支那”皆改為“中國”，為的正是不侮辱祖國。更有一些志士仁人“終身不學日語，以示不屑與同化論者同流合污之高風亮節。”知識界認同祖國的呼號在臺灣社會引起強烈共鳴，包括小學生在內普遍掀起了抵制奴化教育的斗爭熱潮。高雄旗山小學四年級的學生勇敢地在日籍教員布置作文《我對支那戰爭的看法》中寫下“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心聲，足見抗戰期間臺灣民眾的民族主義立場以及對日本侵略祖國而痛心憤慨之情。

抒發臺胞的祖國情結。抗戰期間，“精神上與祖國發生交流，也可以說是臺灣向祖國的‘文化的歸宗’，予臺灣民族運動上的意義是非常大的。”因為當時臺灣民眾的處境極其艱難，抵制“皇民化運動”的斗爭很難公開的、有組織的進行，而只能選擇隱蔽的、分散的斗爭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小說、詩歌、音樂就成為人們揭露、鞭撻日本殖民統治之殘暴、抒發他們渴望回歸祖國懷報這種強烈意愿的主要形式。”著名作家吳濁流在極其艱難的境遇里，秘密寫作《亞細亞的孤兒》，以小說的形式反映了臺灣同胞是多么需要、多么渴望來自母親的理解、愛護和幫助，更反映了臺灣同胞在日本幾十年的統治之下，對祖國仍然抱著強烈的歸屬感。“原鄉人的血，必須流回到原鄉，才會停止沸騰！”這是臺灣文人志士通過文學、文藝作品表達的鮮明主題和共同心聲，也是廣大臺灣民眾一代又一代深植內心的中國情結。

語言認同：堅決抵制日本殖民者強制學習使用日語的奴化教育

語言是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化身，是一個民族的存在特征。認同民族語言、保護民族語言，是臺灣民眾抵制“皇民化運動”的又一焦點。面對日本殖民當局取消漢語漢文、強制學習使用日語的語言同化政策，臺灣民眾想方設法說漢語、讀漢書、作漢文、演國劇，“希延漢學于一線”、“維系斯文于不墜”。

堅持說漢語。抗戰時期，盡管日本殖民當局嚴禁使用漢語、客家話等中國語言，同時以酷吏、嚴刑、利誘等措施強制普及日語，“但這并不能扼殺臺灣人民對祖國和祖國語言的強烈熱愛”。在許多學校里，老師在場時講日語，老師走后臺灣學生之間就講臺灣話，甚至利用上課學習日語的收音機收聽祖國的廣播。廣大臺灣民眾公開場合不得不講日語，但回到家后仍用閩南話交談，“即使是在銀行、公司、車站、市場、公園等公共場所也仍常聽到臺灣同胞用漢語交談。”臺灣民眾始終以漢語為鄉音母語，表明漢語深深根植于臺灣民眾心中，任何外部力量和外來語言都無法取代。即使以嚴酷刑法強制學習運用日語，也無法消除他們對“國語”的情感。

持續開私塾。在殖民政府的嚴厲統制下，臺灣的書房(私塾)、義塾以民間的方式奮力抗爭得以長期保存。書房和義塾的修習時限三四年到七八年不等，以讀漢書、識漢字、傳播中華民族文化為主。“盡管是一種舊式教育，但許多家長和學童卻寧愿選擇書房，而不愿進日本人設立的“國語”(日語)講習所或公學校。”即使日本殖民當局頒布《書房義塾規則》，嚴格規定書房義塾須接受地方官員監督，教學內容要以公學校為準，人們對私塾的青睞也未受到影響。日本殖民當局下令封閉所有書房義塾后，地下私塾教學也從未停止，“仍然有人改變方式，作為家庭教師而繼續進行教學”。在極端殘暴的殖民統治下，義塾和書房成為臺灣同胞傳播漢學的重要陣地，對臺灣淪為異族殖民地后保存和延續漢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拓展漢文學。文學領域是抵制日本“皇民化運動”最喧囂的戰場。面對日本殖民當局壟斷操控文化傳媒，極力宣揚“皇民文學”、“決戰文學”，摧殘和圍剿華夏文學的不利勢態，廣大臺灣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不顧當局禁令，與日本殖民者的文化鉗制政策周旋斗爭。有的致力中華文化的研究與傳播，晉江人林惠祥甚至兩次冒險返回出生地臺灣，實地調查研究高山族文化，撰寫了《臺灣高山族之原始文化》;有的自行結為書社，以詩吟詠唱的形式，保存漢文化，抒發中華民族的情懷。有的將大陸“新文化運動”引進到臺灣，以倡導臺灣新文學為名，介紹大陸的社會、學術、文學及思想，極力保存和倡盛中文。還有一些以筆為刀，在極其艱難的環境里創作出《鵝媽媽出嫁》、《先生媽》、《模范村》、《獄中日記》等一大批優秀文學作品，熱情謳歌抗日斗爭，批判“皇民化運動”，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抒發臺灣同胞心向祖國的理想和信心，使漢語國學在臺灣的發展空間得到延續和拓展。

信仰認同：堅決抵制日本殖民者強令廢除傳統信仰的宗教政策

臺灣民間宗教信仰是中華文化傳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支撐臺灣民眾本根意識的重要精神支柱。抗戰時期，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運動”，強迫臺灣民眾“改中國傳統的寺廟神明奉祀為神社天照大神奉祀”，臺灣民眾深惡痛絕，紛紛以各種方式堅持原有信仰，抵制日本的宗教同化。

敬祀列祖列宗。對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是中華民族一個古老習俗。臺灣民眾中占絕大多數的漢族群眾，相當多的人祖墳在大陸，過去多數是在清明節前后回家掃墓祭祀，以此表達對祖先、故土以及祖國的眷戀之情。這一情結，實因兩岸同宗同祖同根同種而世代相襲。“皇民化運動”期間，即使日本殖民當局禁令重重，“許多民眾仍沖破阻力，回到大陸祭祀祖先。”此外，因為祖宗崇拜與純宗教不同，它沒有統一的教義、教理系統和禮儀系統，祭祀、生活習慣很多是在民間和家庭中進行的，因此任何人、任何家庭都可在足不出戶的情況下向祖宗祈求平安、避免災禍、生財發福。這種神圣而又簡單的祭祀活動，為臺灣民眾在“皇民化運動”中保持民族信仰提供了生存空間。甚至在日本殖民當局強行拆毀各家祖先神主牌位的情況下，中國傳統的祖宗崇拜依然在民間悄悄流行，家庭化的傳統祭祀活動從未停止，“真正過‘皇風生活’的臺灣民眾幾乎沒有。”

信仰華夏神靈。臺灣民眾信仰的華夏神靈，不論是中國傳統神明還是閩臺民間神靈，在“皇民化運動”中雖歷盡劫難、橫遭禁止，但威權統治澆不熄人民對神靈的崇拜，“不管怎樣變化，臺灣民間信仰中的鄉土神依然備受推崇，臺灣民眾依然特別看重從祖籍傳來的神靈，并稱之為‘桑梓神’。”如對航海守護神媽祖，“甚至在日據時期，閩臺媽祖信仰的交流也沒有停止過，總有一些信徒不顧日本殖民者的禁令，渡海進香”;1934年末，全臺媽祖廟有335座，在不到40年的時間里，增加了約100座。這表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民間的媽祖信仰處于日益興盛的狀態。對保生大帝(吳本)的祭典活動，自鄭成功收復臺灣后300多年從未間斷，“即使在日據時期，照樣一年一度地為吳本舉行誕辰祭典，香火依然旺盛，甚至還派人到大陸白礁等地謁祖進香。”雖然神靈信仰帶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臺灣民眾主要是“將它們當作祖國文化因素而力圖加以保存，以為民族身份的堅持。”

命運認同：堅決抵制日本殖民者鼓吹共存共榮的皇民奉公運動 祖國大陸和臺灣唇齒相依、榮辱與共。祖國的貧窮、落后，導致兩岸人民淪入屈辱的境遇，骨肉分離。這是海峽兩岸同胞對國家前途命運的共同認識。它支撐和激勵廣大臺灣民眾自覺與大陸同胞同生死共患難，為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早日回歸祖國，從根本上擺脫受壓迫、受奴役的殖民統治而不懈斗爭。

積極投身祖國的抗日斗爭。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政府即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間關系者，一律廢止。”向全世界表明中國在收回東北、臺灣及琉球的嚴正立場。祖國的昭告，使臺灣民眾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祖國母親之關愛，進一步增強了爭取回歸的信心和決心。一批批臺灣民眾歷盡艱辛返回大陸，加入到全民族抗戰的洪流中。“他們在祖國大陸先后組織了臺灣革命青年大同盟、臺灣革命民族總同盟、臺灣革命團體聯合會、臺灣革命同盟會等抗日組織，進行抗日活動。”激勵臺灣民眾回國參戰的內在動力，是他們確信中國抗日戰爭必勝，臺灣必能重返祖國。李友邦的抗日義勇隊和臺灣少年團、丘逢甲的兒子丘念臺在廣東東江地區組織的東區服務隊等抗日組織，在此方面進行了積極廣泛的宣傳，反映了臺灣同胞對祖國抗日斗爭的勝利和臺灣一定能回到祖國懷抱的堅定信念。

堅持抵制日本的盤剝征召。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殖民當局在加緊對臺灣經濟盤剝的同時，開始掠奪人力資源，強征臺灣人為“大東亞圣戰”賣命。臺灣各族群眾進行了堅決抵制，反強征土地、房屋、勞役和“國防經費”等斗爭此起彼伏。1941年3月，日本帝國主義為修建屏東至臺東的軍用公路，強征高山族人民的土地、房屋，并強迫他們充當勞役，“激起200多名被征役者的憤恨群起襲擊日警駐地，殺傷日警20多名，然后退入深山。”臺灣民眾的反戰之舉使日本帝國主義非常惱怒，他們不得不經常從大陸戰場押回一些臺籍士兵以進行“懲治”。但這些士兵并未被懲治嚇倒，他們在花蓮港、屏東、新竹、高雄等地秘密組織反戰團體，以“寧受軍法制裁，不愿調華作戰”為口號，進行了英勇的反戰斗爭，使日本殖民當局極為狼狽。那些被迫征召入伍的臺灣戰士大都不愿為日寇充當炮灰，有的隨軍回到大陸后臨陣倒戈，“自日軍軍營中投誠”，加入臺灣義勇隊等抗日武裝，利用“熟諳日語”的優勢，“時常協助刺探軍情、詢問日俘等工作”，為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積極爭取自身的翻身解放。臺灣的抗日民族運動，“是融入成為中華民族共同反帝、反侵略的抗日民主運動的一環。”抗戰時期，島內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如同其他抗日志士一般”，在白色恐怖嚴重威脅又缺乏領導與組織的條件下，自發地發動“響應祖國的反日斗爭”。盡管“青年思漢”事件等最終都歸于失敗，但反抗者大義凜然、忠貞不渝、寧死不屈的斗爭精神，無疑是臺灣民眾反日愛國精神的真實寫照。在爭取翻身解放的斗爭中，共產黨發揮了積極作用，“直接領導炸毀著名的久留米油庫，炸死日兵10余名，重傷20余名，焚去可供日寇平時6年需用的汽油。”同時“還領導了霧社高山族人的反征兵暴動，以及破壞日寇軍需生產、破壞鐵路交通等斗爭。”歷經無數次政治、文化斗爭失敗后，臺灣民眾更加懂得了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他們常常以“征兵參戰”為契機，奪取槍械進行武裝抗日斗爭。1939年10月10日，基隆壯丁300人被征入伍，準備開赴大陸戰場，在領得槍械后，立即“嘩變”，當場倒戈，消滅日寇30名，在隨后的激戰中又消滅日寇145名，然后持械退入山中開展游擊戰。此類事件，臺北、高雄甚至在日軍機關中均有發生。這些無不表明，在祖國大陸抗日斗爭形勢的影響下，臺灣人民發揮了高度的勇氣與智慧，為實現光復、回歸祖國，與日寇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

懇請祖國政府收復臺灣。早在1939年6月，臺灣有關革命黨就曾經再三呼吁國民黨政府：“向政府請求設置臺灣參議員”，“希望在祖國領導下成立光復軍”。同年4月，臺盟會在重慶發起“復土復省運動”。在“臺灣日”宣傳大會上，臺盟會常務理事宋裴如發表演講，表達了廣大臺灣同胞盼望臺灣回歸祖國的強烈心聲：“我們今天的要求(目標)很簡單，臺灣和別的淪陷區不同，600萬臺胞只要求回到祖國的溫暖的懷抱來。我們很清楚，我們除了這條路以外，更沒有別的路可走！同時，我們有權利要求祖國表示收回臺灣的決心，宣布臺灣是一塊失土，和其他淪陷省份一樣看待……”“老實說，收復臺灣失地，已不只是臺灣人民的責任，而是全國同胞的共同責任，我們非常誠懇的要求黨政當局及祖國同胞負起這種共同的責任。”

50年的歷史證明：在抗日戰爭中，臺灣同胞不僅沒有缺席，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生力軍，展現了臺灣民眾世代相傳、愛國愛鄉的強烈情感和不屈的性格，證明臺灣民眾是在特殊環境下成長的英雄人民，是祖國的好兒女。他們的犧牲、奮斗，為祖國、為中華民族爭得了尊嚴。在新世紀新階段，同源、同根、同種、同文的所有炎黃子孫都應以史為鑒，認同祖國，同形形色色的“臺獨”活動作堅決斗爭，共同維護華夏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