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師師在歷史上確有其人，與宋徽宗也真有過一段風流情。但《水滸》中的李師師基本上是小說家的虛構，人們自然希望了解那個真實的李師師。關于李師師，除了宋代筆記野史里的雪泥鴻爪，最集中的材料有兩種。一是南宋平話《宣和遺事》，一是清初著錄的《李師師外傳》，兩者都是與《水滸》相去不遠的小說家言。相對說來，后者是明季偽作，自不足以征信;倒還是《宣和遺事》，因說本朝史，總得有基本史實作為敷衍故事的背景與骨干，去偽存真，還可以沙里淘金。

孟元老在其《東京夢華錄》里開列了“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的群芳譜，其中“小唱：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孫三四等，誠其角者”，李師師排名第一。崇、觀指崇寧(1102-1106)、大觀(1107-1110)，是徽宗第二、第三個年號。徽宗即位時年十九，大觀末年是二十九歲。而這時李師師小荷才露尖尖角，應是“娉娉嫋嫋十三余”的年齡。然而，人們發現在此以前也頗有關于師師的材料。最早可以追溯到詞人張先，他的詞里有一首《師師令》，從“不須回扇障清歌，唇一點、小于花蕊”，受贈者顯然也是一個歌妓。有人因此認定：《師師令》所贈的就是李師師。張先死在元豐元年(1078)，時年八十九歲，就算這首詞是他臨死那年的風流遺作，師師即便還是個豆蔻年華的雛妓，那么到宣和年間(1119-1125)，她至少應該年逾五十，比徽宗將近大二十歲。有研究者就以此為據，試圖否證徽宗與她的羅曼史。但倘若換個思路，倒不難推出另一個結論：當時有相去一輩的兩個師師。

晏幾道有兩首《生查子》，也都寫到名叫師師的青樓妓女。一首云“歸去鳳城時，說與青樓道：遍看潁川花，不似師師好”。另一首云“幾時花里閑，看得花枝足;醉后莫思家，借取師師宿”。秦觀有一首《一叢花》，也是贈給名叫師師的歌妓的：“年時今夜見師師，雙頰酒紅滋。疏簾半卷微燈外，露華上、煙裊涼颸。簪髻亂拋，偎人不起，彈淚唱新詞。”據詞學家的研究，晏幾道的詞約作于元豐五年(1082)，秦觀的詞不會遲于紹圣二年(1095)。張先、晏幾道和秦觀鐘情的倒可能是同一個師師，但都沒有提到姓，未必也叫李師師。

據《宣和遺事》，李師師是汴京染局匠王寅的女兒。在襁褓時，她的母親就死了，父親用豆漿當奶喂養她，才活了下來。當時東京風俗，父母疼孩子，就將其舍身佛寺。王寅也讓女兒舍身寶光寺。到佛寺舍身時，小女孩忽然啼哭起來，僧人撫摩其頭頂，她立即止住了哭。她父親暗忖：“這女孩還真是佛弟子。”俚俗呼佛弟子為師，父親就叫她師師。師師四歲時，王寅犯事，死在牢中。因無所歸依，隸籍娼戶的李姥收養了她，就改姓了李，也入了勾欄娼籍。長大以后，李師師色藝絕倫，名冠諸坊。她的歌喉是眾所公認的，南渡初年朱敦儒有詩云：“解唱《陽關》別調聲，前朝惟有李夫人”，說的就是李師師。另據南宋劉學箕說，她似乎還有一個藝名，叫做白牡丹。

據張邦基《墨荘漫錄》說：“政和間，李師師、崔念奴二妓，名著一時”。可見政和年間(1111-1118)，李師師已經走紅。當時，詩人晁沖之正值年少，每有會飲，經常招她侑席。其后十余年，沖之再來京師，李、崔兩人“聲名溢于中國”，而師師“門第尤峻”，象他這樣的人已無緣叫局而一親芳澤了，只得寫了兩首詩酸酸地“追往昔”。詩中描述李師師居所環境是“門侵楊柳垂珠箔，窗對櫻桃卷碧紗”，“系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桃出隔墻花”，可以想見她的金錢巷住宅門前有株垂柳，柳條的枝葉幾乎正對垂著珠箔的門簾，隔著圍墻有一株櫻桃掩映在碧紗窗上，花枝伸出圍墻，似乎在歡迎來客。其詩以“看舞霓裳羽衣曲，聽歌玉樹后庭花”來形容師師的歌舞技藝，評價雖是最頂級的，但不免程式化;倒還不如刻畫姿色容貌的兩句略為感性些：“髩深釵暖云侵臉，臂薄衫寒玉照紗”。晁沖之結末感慨“莫作一生惆悵事”，他當然不知道：宣和年間李師師“門第尤峻”，與徽宗的垂青是大有關系的。

后宮妃嬪之多，宋徽宗在北宋帝王中首屈一指，但家花不及野花香，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徽宗從何時起瞄上了李師師？《李師師外傳》將他第一次嫖宿師師家安排在大觀三年(1109)，顯然大大提早了。據史書記載，政和六年(1116)，“微行始出”，“妓館、酒肆亦皆游焉”。從此，徽宗經常乘上小轎，帶幾個貼身內侍，微服出行。還專門設立了“行幸局”，來為微行張羅忙碌和撒謊圓場。當時以排當指宮中宴飲，于是，微行就謊稱“有排當”;第二天還未還宮，就推脫說有瘡疾不能臨朝。大約宣和元年(1119)，有一個叫曹輔的鯁直諫官，已在給徽宗的奏疏中挑明：“易服微行，宿于某娼之家，自陛下始”。這個某娼，顯然是指李師師。由此推斷，宋徽宗與李師師的關系開始在政和六七年間，到宣和初年已是路人皆知了。

然而，微行畢竟不是每天的事，以李師師的色藝，在徽宗加入進來以前，絕不缺少捧角的名人。當時就有兩個邦彥經常出入其家，一個是后來被人稱為浪子宰相的李邦彥，另一個就是擅長音樂的著名詞人周邦彥，當時他正提舉大晟府。師師曾對他很專情，《耆舊續聞》說是“欲委身而未能也，與同起止”。當下次見到徽宗時，李師師就唱起這首《少年游》。徽宗見說的是上次幽會事，便問誰作，李師師說出作者。徽宗十分惱怒，他當然不能讓臣下知道隱私，更不能容忍臣下分嘗禁臠，就罷免了周邦彥的官職，將他貶出了京城。隔了一二日，徽宗又私幸李師師家，不見其人，一問才知道去送周邦彥出京。坐到上更時，師師才回來，“愁眉淚睫，憔悴可掬”。見徽宗在，她連稱“臣妾萬死”。在藝術才華上，徽宗還是欣賞邦彥的，便問：他今天有新詞否？師師說：有《蘭陵王》。徽宗讓她唱一遍，師師奏道：“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為官家壽。”曲終，徽宗大喜，仍將邦彥召回。從邦彥的行年推斷，這事應是政和七八年間。

這個故事一波三折，富有戲劇性。國學大師王國維卻以為不可信，理由是政和元年周邦彥已經五十六歲，“應無冶游之事”。王靜安真是君子度人之心，周邦彥風流倜儻，何況冶游又豈關年歲？當然，因傳聞異辭，《貴耳集》的作者所記邦彥的官職與史實略有出入，我們在敘述中已作了相應的糾正。宋徽宗游狎李師師的風流事，形象展現了一個王朝的醉生夢死。果然，數年之后，金人的鐵蹄就騰踏在東京城下。宋徽宗倉皇把皇位傳給了兒子宋欽宗，自個兒當上了太上皇，自顧不暇，也不可能再顧及李師師。師師的命運也因宋金戰爭而急轉直下。

野史筆記里頗有關于李師師在抗金戰爭中的傳說。張邦基的《汴都平康記》勾劃了這位名妓精神世界的另一面，說李師師“慷慨飛揚，有丈夫氣，以俠名傾一時，號飛將軍。每客退，焚香啜茗，蕭然自然，人靡得而窺之也”。《人燼余錄注》也說，金軍逼近東京，李師師募集游勇，練習武藝，“以應邊急”，并改唐代王昌齡《出塞》詩作“但使鳳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燕山”，因而自號“飛將軍”。這些大體還可以相信。

其后，李師師不知所終。災難與動亂將她也湮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