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做大事者，易于善始，難于善終。曾師、鴻章位高權重，而終能平安降落，“銳”為根本，“藏”為手段。而“厚藏匿銳”之關鍵在于“替手”。“替手”實在就是最銳之“銳”，無論藏匿與否，有此“銳”護駕，何患鼠輩？此可謂榮辱與共、互為犄角。辦大事，找替手，你辦事，我放心。此乃鴻章所總結先師曾國藩的為官原則。曾師曾說：“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后人多以為“找替手”乃是找替罪羊，這實在是一知半解。替手者，接班人也，繼承人也。西諺云“權力之本質在于影響力”，宦海浮沉，風云難測，維持“影響力”之根本，便在于這人事根基。“替手”越多，“替手”越強，“影響力”至少可保兩代，便能不管風吹雨打，勝似閑庭信步。

官場中人，大多不解個中奧妙，大權在握時，鼻孔向上，頤指氣使，將他人的逢迎巴結，當做效忠親近，待到風雨襲來，方覺四邊不靠，竟是孤家寡人，悔之已晚。有些大員，將屬下謀士幕僚視為私產，得心應手之余，不忍外放，卻不知不僅埋沒人才，更是自斷手足。民諺所謂“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黨同伐異固不可取，但“君子不黨”卻亦足令“君子”勢單力孤，甚或頂戴難保，想做“君子”而不得。找替手、培養接班人，實在是官場修習之第一要務，亦是衡量官員才干高下之第一標桿。

如今鴻章年逾古稀，回首來路，方覺曾師“找替手”之論意味無窮。世人論及鴻章，多以為勛名功業或在曾師之上，譽滿天下，謗亦滿天下。但鴻章自忖，僅辦大事選替手一節，鴻章即與曾師有天壤之別。曾師之“大事”，有鴻章為“替手”，鴻章之“大事”，又以何人為“替手”？曾師比鴻章年長一輪，同屬羊。民俗皆曰屬羊命苦，雖是野叟村言，倒也幾分貼切。曾師與鴻章雖然功勛彪炳，位極人臣，卻極為辛苦，竟俱是勞碌命。比鴻章再年輕一輪的圣母皇太后(慈禧)，亦是屬羊，操持費心，勞碌終年。或許，此可謂“生于憂患”。曾師與家父(李文安)同中進士，鴻章遂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得以“年家子”受業曾師門下。其時鴻章入京投父不足一年，入京之初雄心勃勃，曾作詩曰：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于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孰料科場失意，名落孫山。蒙曾師不棄，耳提面命，日夕相處，如父、如兄、如友，傳道授業解惑，得益匪淺。恩師時年三十三，正是羽扇綸巾、雄姿英發之壯年，鴻章則為二十一歲，韶華青春。三年后，鴻章金榜題名，入翰林院。時曾師病臥報國寺，此乃前明大儒顧炎武之故居。曾師遂以亭林(顧炎武號亭林)自喻，于“義理”、“辭章”、“考據”之外，另加“經濟”(經世濟用)，作為治學之標準。鴻章與曾師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并編校《經史百家雜鈔》，蒙曾師謬獎，與同年進士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共稱“丁未四君子”。自此至曾師謝世，三十余載，鴻章與曾師縱不朝夕相處，也是羽書不斷。鴻章一生之事業，實奠基于曾師之助，扶上馬，送一程，這一送竟是一生一世。鴻章自入仕途，晨鐘暮鼓，按部就班，只覺得宦海之中浪打浪，起伏漂流，無處是岸。若如此熬資歷，拼耐性，窮困于京城之內，駢死于槽櫪之間，不只愧對造我育我之上蒼，亦愧對多年苦讀之圣賢書。

未幾，洪楊(太平天國)亂起，星星之火，居然燎原，半壁河山，竟已易幟。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大丈夫建功立業之際，鴻章久已不甘蟄伏，此時如蒙春雷驚蟄，主動請纓，終得以隨同鄉黨、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回鄉籌辦團練。曾師丁憂在藉，亦奉旨練兵抗敵。我師生投筆從戎，舍“筆桿子”而改握“槍桿子”，這“桿子”顯見比那“桿子”粗壯有力，一生功業，俱奠基于此。從戎之初，戰事不利，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鴻章追隨呂賢基，賢基兵敗自溺而死。曾師乃薦鴻章于江忠源(安徽巡撫、湘軍大將)門下，孰料忠源亦兵敗自溺而死。鴻章改投福濟(新任安徽巡撫)麾下，卻受排擠，竟致兵權被奪，只得奉母避居，遠赴南昌，投靠瀚章兄長。瀚章此時，在湘軍任“總理”糧臺報銷。鴻章雖有心投奔曾師，但曾師以為鴻章志大才高，終非池中之物，此間局面狹窄，勉強為之，反而彼此兩誤。曾師帳下一眾舊友，如陳鼐等，亦竭力為鴻章周旋，曾師游移再三，方破例準鴻章入幕府。

自入曾師幕府，由師生而主賓，鴻章耳濡目染，竟是煥然一新，但覺從前所輔佐諸帥，茫無指歸，此處則如同指南針。曾師亦對鴻章青睞有加，贊曰“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之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于藍，亦未可知” 。曾師有意栽培鴻章，由幕僚而外放領兵，先是統帶淮揚水師，安慶克復之后，鴻章奉師命籌練淮軍，獲曾師傾囊而授統兵之道、馭將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