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莊皇太后無疑是彪炳清史的第一位政治女強人，這位為大清朝站穩腳跟立下不世功勛的“清代國母”，竟然稱一個西洋人為義父，這在中國歷史上絕對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這個西洋人叫湯若望。他治好了孝莊侄女的病，即后來順治皇帝的皇后(也有資料說醫治的是順治本人)。孝莊讓順治稱湯若望為“瑪法”，在滿語中，“瑪法”為爺爺，“阿瑪”為父親。這樣，論輩分湯若望跟努爾哈赤同輩，比孝莊高一輩分。也有另一個說法，孝莊對湯若望所傳播的西洋教義很感興趣，成為他的信徒，拜他為教父(另一說義父)。

崇禎十七年(1644年)，多爾袞率清軍打進北京城，湯若望上書請求保護。多爾袞早就耳聞這個洋人是位天文學家，還精通火炮的制作。于是多爾袞對其予以特別的重視和優禮，他的教堂、三千卷書籍以及為明祟禎皇帝修訂的《崇禎歷書》刻版得到妥善安置。其后，湯若望幾次入宮講解歷法，還獻上了天文儀器和世界地圖。

改朝換代，一項重要的工作是編制新歷法頒行天下，代替前王朝的日歷。多爾袞命令欽天監官員負責新歷法的修訂，他多次召見湯若望詢問有關技術問題。因為湯若望曾幫助明朝制造紅衣大炮對付清軍，所以這期間不斷有滿族親貴大臣進行阻撓。多爾袞不為所動，讓堅持用大統歷和回回歷的欽天監官員，與湯若望共同對同年八月日食時間進行測定，并派大學士馮銓監督。統歷和回回歷都出現偏差，只有“西洋新法”的測算歷法結果絲毫不差。于是，湯若望制作的新歷得以頒行施行，清廷將新歷書命名時憲歷。不久任湯若望接任欽天監正，相當于國家天文臺的臺長。多爾袞十分尊重他的意見，特別優待他不必每日朝見，并由內廷準備三餐。清廷制造紅衣大炮，湯若望也做出了一定貢獻。

順治四年(1647年)，湯若望官升至四品。順治六年，特賜北京宜武門內建立建西洋教堂并賜銀一千兩以供建設所需。湯開始在北京城走紅。

湯若望1591-1666年)，德國人，受葡萄牙耶酥會的派遣，于明天啟二年(1622年)到中國傳教，明清之際著名傳教士。崇禎三年(1630年)，湯若望到北京，進入歷局成為徐光啟的助手。這個洋人不僅是天文學家，在火炮制造方面也十分在行。他幫助明朝制造出威力強大的“紅夷大炮”，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袁崇煥用其把努爾哈赤炸成重傷，不治而亡。明、清雙方都視他為香餑餑。

順治皇帝接觸湯若望后，為他的博學所折服，對他極其崇拜。屢屢召他進宮講解天文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兩人之間建立起超越尋常的君臣關系，先后賜其“通政大夫”、“太常寺卿”、“通玄教師”等多種封號。官級升至正一品，稱他為“瑪法”。到后來下詔允許他“隨意出入朝中，凡有啟奏，俱準逕入內庭，不循常例”，得到了最高地位和行動自由。順治皇帝臨終之際，在選擇繼承人的時候徘徊不定，湯若望提出選擇生過天花具有免疫力的皇三子(即康熙)為帝，幫助他下定了最后決心，也為“康乾盛世”立下首功。湯若望獲得清朝統治者極大尊崇，在中國歷史上受到如此禮遇的傳教士獨此一人。

順治十一年(1654年)，順治皇帝按他的請求把靠近利瑪竇墓地西部的一塊地產賜予其作墓地。

順治十四年(1657年)，順治皇帝御筆親書“通微佳境”，制成匾額懸掛于宣武門的天主教堂。湯若望還把順治帝御制碑文刻成石碑豎立在教堂前面。這一舉動等于默認了湯若望有自由傳教的權力。由于湯若望的聲望，中國境內的傳教士都得到了保護，入教的群眾達上萬人。

順治十七年(1660年)，湯在賜地上修建了一座圣母堂，堂前樹碑，以滿漢兩種文字記載這個殊榮。湯的名望在中國達到了古往今來所有傳教士的頂峰。

順治十八年(1661年)，順治皇帝駕崩后，湯若望的地位每況愈下。文人楊光先作《摘謬論》和《辟邪論》，分別攻擊西洋新法和基督教。楊光先在《摘謬論》中認為湯若望別有用心用西洋歷法替代中國本土歷法，是蔑視大清的惡毒之舉。《辟邪論》以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為參照系全面批駁基督教義，激化了各方面矛盾。這時，湯若望中風病倒，由南懷仁代其履行公務。楊光先代表著儒士、回教徒等反西方傳教士的一批人。這些人支持楊光先，使這一案件越發復雜。朝廷公開審理此案，湯若望和欽天監七位官員被判處死刑。孝莊太后直接干預此案，湯若望才被釋放，歷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五名中國官員被處死。九十六刻的新歷法被廢除，依舊采取一百刻的大統歷。

康熙五年(1666年)，湯若望在失望和悲痛中去世，由于當年順治皇帝賜下的墓地被沒收，傳教士們只好把他葬在別處。其他傳教士被驅逐出境。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消滅鰲拜親政三個月后，恢復了湯若望的尊號，肯定了他的貢獻，他的墓地被歸還，遺體也被重新安葬，康熙派遣官員前往憑吊。康熙皇帝又和祖母太皇太后一起率領朝中所有大臣，親臨墓地按照中國禮俗悼祭湯若望。湯若望在去世三年后終于得到了他一生所做貢獻相應的回報。他的所有名譽都得到恢復(“通玄教師”這一稱號因諱被改為“通微教師”)。當時被處死的五位欽天監官員也同時得到了平反。

康熙九年(1670年)，九十六刻歷(沿用至今的農歷)重新開始推行。

但康熙中后期以后，清政府對傳教活動控制越來越緊，最終進入全面禁教階段。

湯若望依靠科學行事，而非主觀臆斷或顧及政治因素。他這一率直的做法不符合中國國情以及那些潛規則，得罪了包括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炫一黨、明大統歷的擁護者楊光先等一些守舊勢力。在宗教上，由于基督教比較得寵，又受到了回教、佛教、儒教的嫉妒和打擊。在政治上，他又是堅定的保皇派，所以又遭到了保守派和野心家多方打擊。這個洋人曲高和寡中領教了國人的“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