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6”全國最大盜墓、販賣文物案被追繳回的部分文物(圖片由遼寧省朝陽市檢察院提供)

今年4月14日，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盜掘古墓葬、販賣文物案在遼寧省朝陽市中級法院刑事審判庭公開宣判。主犯姚某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到目前為止，這一案件涉案文物2063件;已有51名涉案人員被判處有期徒刑，8人被判處無期徒刑。

本刊曾在該案進入審查起訴階段時報道過案件處理情況(詳見2015年6月5日第五版《最具破壞性的非法文物交易鏈條形成》)，在案件一審判決后，本報記者近日采訪了承辦此案的遼寧省朝陽市檢察院公訴處副處長李雅慧和公訴處檢察官張忠民。

狂妄的“高手”

“11·26”大案主犯姚某，被稱為“關外盜墓第一高手”“摸金校尉祖師爺”，不過姚某認為這個稱號“低估”了他，“我得是紅山文化第一高手。”據李雅慧回憶，姚某中等身材，相貌還算端正，雖然沒什么學歷，對紅山文化卻十分狂熱。在提訊過程中，姚某曾宣稱：“你能分清男人和女人嗎？我鑒別紅山文物就像普通人區分男女那么容易。”

這位“高手”的行徑顯然并不像他自以為的那么霸氣。李雅慧告訴記者，從2012年到2014年的11月26日案發為止，檢察機關認定姚某的犯罪事實20余起，“在盜掘過程中，每當發現有文物的蹤跡，他就支開身邊的人，自己起贓。他到底拿走了多少，拿走了什么，那些文物最終流向了哪里，沒人知道。”李雅慧說。正因為沒有其他言詞證據佐證，姚某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也一概否認。

姚某的獨斷專橫激發了盜掘團伙的內部矛盾，張忠民告訴記者：“姚某所犯搶劫罪，確切地說是幾個盜墓團伙之間的‘黑吃黑’，被搶的一方也是盜掘團伙成員，他聲稱被搶文物是自己合法購買的。后來在提訊中，有人提出姚某指使的情節，公安機關繼續偵查發現，作案的同伙對此都是知情的，自然就證實了姚某的搶劫罪。”

自詡“紅山文化第一人”的姚某，并不是真的和文化沾邊，張忠民介紹，姚某是個賭徒，和他接觸過的同案犯等人也表示，姚某沒有其他愛好，就喜歡賭博，賭得還很大，這些年沒少輸錢。“至于賭資的來源，就不言而喻了。”

最終姚某因搶劫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盜掘古墓葬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倒賣文物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數罪并罰處以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監守自盜

“11·26”大案中，有一位特殊的被告人鄧某。在一眾被以倒賣文物罪等罪名起訴的被告人中，他被起訴的罪名是貪污。

鄧某是遼寧省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員，工作關系屬于第三方勞務派遣。張忠民介紹說，文保部門對于古墓葬的正常發掘工作流程是有明確規定的，需要有文物專家在場。“而鄧某作案的時候，現場只有他自己和當地雇用的農民。”鄧某竊取了出土文物玉豬龍后倒賣了320萬元，只把同時發掘出來的綠松石等物品上交。

“這個過程中沒有人監督他，想順手牽羊實在是太容易了。”張忠民感慨道。據介紹，鄧某也像姚某一樣，在文物即將出土的時候，把挖掘的農民支開，自己下手。“令我感到后怕的是，如果鄧某沒有著急把玉豬龍出手，而是藏匿起來，時間久了，或許就再也無法查證這件文物的來路了。不僅僅是我們紅山文化遺址，全國各地考古發掘可能都存在這樣的管理漏洞。”張忠民說。李雅慧表示，鄧某案敲響了文物安全的警鐘，國家對文保工作還有監管不到位的地方，但文保部門自身的管理也有漏洞。“考古發掘這樣重大的工作，監守自盜如入無人之境，這怎么行呢？”

是不是紅山文化遺址

朝陽市檢察機關從2014年底開始介入此案，但當時對于文物倒賣等方面的法律規定在適用方面不夠具體。“好在今年1月1日起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于倒賣文物的認定作出了具體規定，對我們幫助很大。”李雅慧說。

早在公安機關承辦此案過程中，朝陽市檢察院公訴部門就主動介入引導偵查，確保案件質量;公訴處負責人馬永輝先后多次和公安機關共同研究，聽取案情匯報，最后與公安機關達成共識：先行介入一號犯罪嫌疑人姚某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案的偵查，對證據的關聯性、合法性，及證據所要達到的標準提出明確的指導意見，公安機關偵查的其他案件照此辦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在辦案過程中，朝陽市檢察院公訴處克服犯罪嫌疑人人數眾多、卷宗材料龐雜、羈押地點分散、人案矛盾突出的不利因素，集中提訊犯罪嫌疑人，對偵查過程中未能解決的證據問題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對涉嫌倒賣文物的嫌疑人建議公安機關追訴，為順利起訴犯罪嫌疑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被盜掘的古墓葬遺址是紅山文化遺址不假，但在勘察過程中，有些遺址并沒有被劃入紅山遺址中，而是案發以后通過復勘才得以確認。李雅慧在采訪中介紹說：“我們邀請了文物方面的專家進行鑒定，因為部分被盜掘的遺址并不在國家劃定的保護區范圍內，需要專家來復勘，進行補證。紅山文化鑒定有明確的標準，比如屬于紅山文化遺址的發掘點需要有一種具有紅山文化特征的瓦片，土壤和周邊環境也有顯著特征等。”為此，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也進行過多次溝通，一起向有關專家請教相關知識。

盜掘背后的買家

以姚某為首的盜掘團伙已相繼受到法律的審判，但李雅慧認為不能只在法律層面案結事了，對遺址、墓葬的保護，對文物的保護，也迫在眉睫。對此她提出了幾點建議：

——目前某些鑒寶、收藏欄目不斷增多，雖多以正面宣傳為主，但其中不乏禁止交易和買賣的出土文物，客觀上易導致公民的認知錯誤，對非法買賣文物，在一定程度上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如何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規范鑒寶類節目尤為重要。

——文物的考古發掘在管理上存在巨大漏洞，為唯利是圖人員留下可乘之機，使出土文物散落民間，文保部門應對參與文物發掘保護工作的人員加強管理和監督。

——很多文物走私到國外，有的在幾經轉手之后會被披上合法的外衣，再次回流到國內，海關部門對文物的鑒定力有待提高。

中國文物學會顧問、國家文物局研究員李曉東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盜掘走私形成了一條龍，甚至發展到，有些盜掘行為是某些國外勢力指定要求的，要哪里的東西就盜掘哪里。買家事先交了定金，目標明確，走私的渠道也事先溝通好了，所以他們出手很快。要解決這個問題，當然要切斷這一條龍的鏈條。近年來，國際上也非常關注這個問題。2014年9月，在甘肅敦煌舉行的第四屆文化財產返還國際專家會議通過了《關于保護和返還非法出境的被盜掘文化財產的敦煌宣言》，所以要動員國際社會一起來解決，從國際刑警組織、海關、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方方面面來聯合起來解決考古類文物走私的問題。

對盜掘古墓葬的犯罪行徑，李雅慧感到痛心疾首，“那不單是價值連城的寶貝，更是老祖宗留給咱們的精神財富，讓我們尊重歷史、敬畏歷史。文物是國家財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國歷史上對挖墳掘墓罪行向來都是施以極刑。我們不僅僅是緬懷先人，還要有敬重。這是作為一個公民最起碼的良知。”

紅山：東方文明的新曙光

紅山文化起始于公元五千多年前的農業文明，是華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跡之一，分布在東北西部地區(今河北北部、遼寧西部、內蒙古東南部)，遼河流域的大凌河與老哈河上游。

“紅山”一詞有個傳說。遠古時，有仙女犯了天規，西王母大怒，仙女驚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胭脂灑在了英金河畔(位于今內蒙古赤峰市東北郊)，因而出現了九個紅色的山峰。蒙元時代，蒙古人稱它為烏蘭哈達，漢語譯為“紅色的山峰”，“紅山”由此得名。

歷史學家認為，紅山文化是北方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結合，屬于長城南北接觸產生的一種新文化現象。紅山文化全面反映了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特征和內涵。

紅山文化遺存最早發現于1921年。1935年對赤峰東郊紅山后遺址進行了發掘，1956年提出了紅山文化的命名。70年代起，在遼西北昭烏達盟(今赤峰市)及朝陽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考古調查，發現了近千處遺址。遼寧省昭烏達盟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意外掘出的一件大型碧玉雕龍讓人們開始意識到，中國玉雕藝術的源頭可能就在紅山文化時代的西遼河流域。遼寧省凌源市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學地層依據的紅山文化玉器墓葬。歷史學家研究發現，中國古文獻記載的黃帝圖騰(熊、龍、龜、云、鳥等)，均有紅山文化玉器與之對應。這些圖騰性玉器反映了5500年前紅山先祖的生產、生活、生育和生靈情況。1981年在遼寧省朝陽市凌源、建平兩縣交界處發現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了距今大約5500年前的大型祭壇、女神廟、積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遺址內涵豐富，出土一大批造型生動別致的玉器，與豬、龜、鳥、蟬、魚等動物形象，精美絕倫，世所罕見。這一重大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稱為“東方文明的新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