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選舉志》里有兩段話容易使人們對明代科舉全貌產生一些誤解。

第一段話是：“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這段話的后面一句是對的，因為明朝任官有多種途徑，通常說是進士為一途，舉人、貢生、儒士等又是一途，吏員也為一途，這叫“三途并用”。但這段話的前面一句卻有問題，那就是科舉未必“必由”學校。有資格參加明代科舉第一層級“科試”的有兩種人，一是在府、州、縣各級官學讀書的“生員”，所謂“科舉必由學校”，指的是他們;二是儒士，他們“未必”由學校，大略相當于“同等學力”者。

第二段話是：“當大比之年，間收一二異敏、三場并通者，俾與諸生一體入場，謂之充場儒士。”這句話反映了“三場并通”的儒士可以和生員一并參加鄉試的事實，問題出在“間收一二異敏”。

由于這兩段話，加上學校的生員是明代科舉考試的“主流”，所以造成了后來人們對于以“同等學力”參加科舉的“儒士”的不重視，甚至忽略不計，這就不免以偏概全。首先如上所說，由于“充場儒士”的事實存在，使得明代的科舉“必由學校”之說并不全面。其次，明朝的“充場儒士”并非像《明史》所說的那樣在人數和影響上微不足道。

郭培貴教授根據《福建通志》對明代福建舉人身份的記載，統計出福建的舉人有265位是“儒士”的身份。如果按照方志遠教授關于鄉試舉人大約30取1的推測，僅福建一省，取得“同等學力”參加鄉試的“充場儒士”應該有七八千人次。

明朝江西泰和籍大學士陳循在給景泰皇帝的奏疏中說：江西每當“大比之年”，除學校出身的“生員”之外，“同等學力”的儒士參加鄉試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明英宗實錄》卷268)，而不是《明史》所說的僅“一二異敏”。當時的江西有七十多個縣，泰和為科舉大縣，其他縣以十分之一計算，全省每次參加鄉試的儒士可達七八百人，這是通過了三場“科考”取得“同等學力”的“充場儒士”，未通過科考的儒士數量更加巨大。

那么，“充場儒士”的“同等學力”是怎么取得的？這里須有兩個條件，第一，要被當地知識界特別是官府認定是“儒士”，即有學問。這個條件是“軟指標”，人情的因素比較多。第二，要通過科舉的第一層級“科考”，這個條件是“硬指標”。明朝“科考”是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要求參加科舉的人數不斷增加而設置并完備的。開始由各官學所在的府、州、縣主官負責，聽命于各省的巡按御史;到了正統元年，在各省增設按察副使或僉事，稱“提學憲臣”，簡稱“提學”;到弘治十八年，規定立“三等簿”考核學生，標志著“科考”的正式定型。“科考”的具體做法是：各省提學在三年的任期內，要在全省的官學生員中進行兩次“統考”，第一次叫“歲考”，第二次就叫“科考”。只有在“歲考”中取得一二等(共六等)的生員，才可以參加“科考”。只有在“科考”中獲得第一二等(總共也是六等)的生員，才能獲得鄉試的資格。

“儒士”們要獲得鄉試的資格即“同等學力”，不需要參加“歲考”，但必須參加“科考”。考什么？《明史·選舉志》說是“三場并通”。哪“三場”？沒有說。但根據鄉試、會試的情況可以推測科考的情況。

明代的鄉試、會試都分三場進行考試。第一場考的是：一、“四書義”，有三道題，每題答二百字以上。二、“經義”，有四道題，每題答三百字以上;如果來不及全答，可省去一題。這場考試是考核考生對四書五經及各家注疏，特別是朱熹注釋的熟悉程度，有標準答案，有點像我們現在的“客觀題”或“基礎知識”的考試。第二場考的是：一、論一題，答案要三百字以上。二、判語，也就是批示，共五條。三、代擬詔、誥、表、內科，任選一道。這場考試是考核考生的從政能力。第三場考的是：經、史、時務策，共五道題，可選三題作答。這場考的是考生對于時務和國家政策的見解。

“科考”所考的，應該也是這方面的內容。這三場考試都合格的儒士，就取得了參加“鄉試”的資格，可以以“充場儒士”，也就是和通過科考的生員們的“同等學力”，參加三年一次的“鄉試”。

在當時，由于重視“在校”的資格，對于“同等學力”是有歧視的。陳循在說到江西“大比之年”每縣的“儒士”往往有一二百人時指出：一些學校出身的官員對“儒士”有成見，甚至“惡之如糞土”。陳循自己也出身于學校，而且是以狀元的身份進入仕途的，但他引用《尚書》的話，“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又引用《孟子》的話，“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認為無論來自學校還是以“儒士”的身份充場，皆“盛世之事”，不得以學校出身而歧視“同等學力”的儒士。陳循特別指出，以自己的原籍江西泰和縣論，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四朝大學士楊士奇就是儒士出身，始任廬陵縣學訓導，由吏部試用，后為一代名臣。而永樂十九年廷試第一的狀元曾鶴齡，則是以儒士的身份參加科舉考試的。

陳循舉的這兩個例子，楊士奇是以“儒士”選官(關于這類“儒士”，筆者當另文討論)，而不是“科舉”儒士。曾鶴齡則是典型的“科舉”儒士，先在永樂三年江西鄉試中中舉，后在永樂十九年的會試中名列第二，經廷試而為狀元。(楊士奇《東里續集》卷27《故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大夫曾君墓碑銘》)

而在明朝，以“儒士”身份通過科舉高中會元、狀元，為非學校出身的“同等學力”者增光的并非只是一個曾鶴齡。

成化十七年，浙江余姚儒士王華廷參加科考并高中狀元，后來官居南京吏部尚書(徐咸《西園雜記》)，而且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兒子王守仁，號陽明，被稱為明代氣節、學術、事功第一人。正德六年，江西安福儒士鄒守益會試第一、廷試第三，后來師從王陽明，被黃宗羲稱為“江右王門”第一人，后擔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這位出身“同等學力”的儒士掌管了明朝最高學府。

廣東南海縣一直以本縣在明代出了四位“會元”而自豪。這四位會元分別是倫文敘、倫以訓父子，梁儲、霍韜。其中，倫文敘和霍韜二人是以儒士的身份通過科舉為會元的。《廣東通志》驚呼：“倫文敘、霍韜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嘗一日為諸生，是尤為異！”倫文敘不僅是會試的會元，還是廷試的狀元;霍韜則官至禮部尚書，為嘉靖時期的名臣。

當然，以“充場儒士”的身份在科舉中嶄露頭角并且建立卓越功勛的，還得推譚綸。譚綸是江西宜黃人，字子理。沈箕仲《譚司馬公行狀》言其：“生而沉雄，多大略，于書無所不窺。然時喜道家言，而志閑閑而氣闐闐。嘉靖癸卯以儒士舉于鄉，登甲辰進士。”雖然是“儒士”出身的文官，譚綸卻以軍功和韜略著名，屢建奇功。他先后擔任福建巡撫、兩廣總督，率領劉顯、俞大猷、戚繼光三大總兵剿滅東南沿海倭寇;繼為薊遼保定總督，與戚繼光練兵薊鎮，防御北方蒙古諸部，時稱“譚戚”。

不過，到了晚明，一方面是社會發展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官場的科舉考試卻更加講究“學校”出身而歧視“同等學力”，致使人才培養、人才選拔的路子變得更加狹窄，在某種程度上也加速了明朝走向封閉、式微和敗亡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