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書》相傳為管仲所作。劉向序說：“所校徽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漢內府所藏篇教最多，依定本八十六篇算，其中重復篇數，總在四倍左右。現存《管子》分為《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管子解》、《管子輕重》八部，《內言》亡《王言》、《謀失》兩篇，《短語》亡《正言卜篇，《雜篇》亡《言昭》、《修身》、《問霸》三篇，《管子解》亡《牧民解卜篇，《管子輕重》亡《問乘馬》太輕重》丙、《輕重》庚三篇，計亡失十篇。書中最古部分為《輕言》，但其中底文句有些屬于很晚的時代，從思想內容看來，不能看出是齊宣王以前底作品。并且書中底思想很復雜，新舊材料互混，看來不是出于一人底手筆。大概是稷下先生假托管仲的名字以自尊，而思想上主要的派別屬于道家與法家。故《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類、《隋書·經籍志》倒入法家。諸篇中最顯出道家思想底是《心術》上下篇及《白心》與《內業》二篇。《內業》解道的意義，《心術》、《白心》說依道以正名備法。這幾篇恐怕是稷下底道家所傳誦的道經。

在《心術》上篇中可以看出由道轉移為法的傾向。如說：“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流之體，謂之禮。簡物小米一道，殺慘禁誅，謂之法。”在另一段又說：“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越。無所位超，故遍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職道之精。故隱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義者，調各處其宜也。禮以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逾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慘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這是明禮義理法皆出于道德，而此道德同體無間，其所以不同只在所舍及所以舍而已。《老子》以為“失道而后德”，這里說道德無間，語辭上雖然有點不同，但終極的原則仍是道。“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這道是天地之道，不會有過失底，所以底下說，“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

法本從道出，所以至公無私。君子能抱持這一道以治天下便不致于喪失天下。《心術》說：“是故圣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圣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于天下，而天下治。專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藍而知兇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放日，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這一段與勝于·庚桑楚》所出老子之言很相近，想是當時流傳底道家言。人能得道，一切都可行，知巧也可以舍棄。《白心篇》}說：“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又說：“孰能去辨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故日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臥名利者寫生危;知周于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因為“道之大如大，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所以很容易得，容易用。

在同篇里說：“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余，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于賦。”舍一切以求道，就不致于滿，不致于滅亡，而達到虛靜底地位。雖然，道是不可摸捉底，為政者既舍知巧，就不得不正名備法，所以說，“建當立有，以靖為宗，以時為寶，以政為儀，和則能久。”建設當立在適當與有上頭，雖仍以靖為宗，而時與政卻是實在的施設。注說：“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實際的政事是時間與手段底運用。運用得當，天下便治了。

所以說，“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而索其形;緣其理而知其情;索其端而知其名。故苞物眾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明君圣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夸眾矣。是以圣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名正法備，則圣人無事。”這尚法正名底思想與慎到底主張相同。總之，棄嗜欲知巧.恬偷無為，正名備法，是稷下道家因倡齊物底論調，進而主張絕圣棄知，專任名法底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