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發生的“皇姑屯炸車案”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上最為慘烈、最為卑鄙的恐怖襲擊。襲擊者是日本關東軍，被襲擊者是北洋政府末代元首，陸海軍大元帥張作霖。

人所共知，張作霖出身草莽，張作霖的發跡，充滿了傳奇色彩，更與日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早年加入日本“東亞義勇軍”，日俄戰爭中為日本出過力，在張作霖幾次陷入危機時刻都曾得到過日本的“援助”，日本也從張作霖手中得到過一些想要的東西，日本也確曾對其扶植過、培養過，那么，日本為什么要炸死張作霖？

為了說清這一問題，筆者勾畫了兩條線。一條是日本對張作霖態度的變化軌跡：觀望——希望——盼望——失望——絕望;一條是張作霖對日本的應對策略：取悅——畫餅——口應——暗頂——明抗。兩條線各分五段，看似平行，實為因果。因此，筆者將其合而為一。

一、觀望：自以為選擇了一頭高產的奶牛

張作霖曾經是日本選中的代理人，簡言之，他符合當時日本代理人的諸種要件。當時的日本沒有占領東北，他需要的代理人首先必須是親日者;第二，必須是反對革命者;第三，必須是有能力者;第四，必須是有野心但缺乏堅定信仰者。親日者可遠離英美;反對革命者即會反俄;有能力者值得支持;有野心者就有可能有獨立傾向;無堅定信仰者多為唯利是圖者，好利用。只有符合這幾個要件，才可能成為代理人，才能成為有用的代理人，才能成為長期的代理人，才符合日本“先占領滿洲”的國策。

日本選擇代理人是個復雜的過程，先后進入其視野的有清宗室善耆、蒙古叛匪巴布扎布、袁世凱的心腹段芝貴。但日本人很快發現，這些人都是扶不起的“阿斗”，把希望寄托在這些人身上，希望太小，風險太大。

經過十二年的觀望，日本政府開始將更多的目光移向在東北較有實力的政府官員身上。如張作霖、馮德麟、袁金鎧、于沖漢等人。為避免再次失敗，日本政府于1916年6月派出重量級謀臣后藤新平，親赴中國東北進行“政治考察”。他走訪了各界人物，聽取了各方面意見，對數位預選代理人情況進行摸底排查、比較分析，得出初步結論：張作霖是最為合適的人選。

后藤新平認為：(1)張作霖“朝中無人”，在中國官場沒有靠山可以依賴，地理上、政治上都遠離中央，國家統一的概念淡漠，與中央易生枝節，日本調撥離間也就有了空間;(2)張作霖無官場經驗，處理復雜問題就容易有漏洞，日本可以鉆空子，有縫好下蛆;(3)張作霖根基在東北，有勢力有能力，日本可借張氏之力外抵其他侵略者染指東北，內抗各種勢力反日;(4)張無學問、無理論、無信仰，唯權是重，唯利是圖，日本只要幫其固權獲利，即可換來日本想要的東西;(5)張認識到了日本在東北的特殊地位，有投靠日本之傾向;(6)張作霖有成為東北王之實力，一旦將未來的東北大權控制在手，東北成為日本禁臠為期不遠。

這一分析是否合乎實情不說，最起碼合乎日本選擇代理人的標準，同時，排除了只有臭名并無勢力的善耆、有點實力但根基不在東北的巴布扎布、既無根基也無能力的政客段芝貴、老牌親日派但“沒有做大事資格”的馮德麟、只知親日并無實力的光桿謀士袁金鎧和于沖漢。幾乎與后藤新平提出張作霖做日本在東北代理人的同時，張作霖的老相識寺內正毅于1916年10月上臺組閣，日本即把援張定為國策。

這項國策的制定，不是哪個人的個人意見，更不是感情用事之舉，而是日本對張作霖長期觀望、考察的結果。后藤新平提出的援張理由，每一條都以大量的事實為依據，即張作霖以實際行動取悅了日本。張作霖究竟在哪些方面受到日本的賞識，除了后藤新平的分析之外，尚有數條：一是投靠日本時間久。早在1904年張作霖任“保險隊”小頭目時，即率手下僅有的27個人，加入了日本間諜組織“東亞義勇軍”，為日本收集情報;二是誓言服從日本，反對民國統一東北。

1912年1月，張作霖便親赴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明確表態：身為東北人而附和南方人之共和，本人寧死不從。日本國如對本人有何指令，本人愿奮力效命。三是對沙俄慫恿的蒙古叛匪毫不手軟，窮命追殺，花了三年多的時間，終將叛匪趕入俄境。

日本觀望張作霖十二年，最后才下決心選定張作霖為日本的代理人。因為日本人認為張作霖反俄、反對統一、唯利是圖、有野心無信仰、有自己無國家，這些最符合日本代理人的條件。

二、希望：產生于給他一瓢水之后

自從寺內正毅內閣定下“援助張作霖是最為上策”之后，日本基本結束了對張作霖的猜疑，轉而扶植張作霖。每遇關鍵時刻總是扶張作霖一把，張作霖表現得也很乖，總是恰到好處地畫張“餅”，作為回報。日本在沒有選定張作霖之前，對東北的政策是“分而治之”。選定張作霖之后，日本改變了這種政策，因而，張作霖用了不到三年時間，在不費一槍一彈的情況下，就統一了東三省。許多人，包括個別學者都認為，張作霖的勢力之所以膨脹得如此之快，是張作霖賣國求榮的結果。若不然，日本在東北的勢力那么大，“分而治之”對日本最為有利，日本怎么那么愚蠢，看著張作霖膨脹而袖手旁觀呢？得出這樣結論者，多為不了解張作霖，也不了解日本的人。只有走近張作霖，走進那段歷史的深處，才能理解日本為何坐視張作霖勢力膨脹。

日本援張國策的制定，是經過長期的考察，最后經號稱日本政治理論家的后藤新平系統闡述才確定下來的。執行“援張國策”最堅決的人多為張作霖身邊的日本顧問。僅此一點，足以證明了解歷史必須走入歷史的深處。如張作霖圖謀黑龍江前，遠離張作霖的日本人指斥張得隴望蜀，張作霖日本顧問菊池馬上站出來向政府建議：得隴望蜀是人之常情，只有在此時此刻，支持張作霖，對日本的將來才大有益處。菊池之所以如此建議，一是維護日本的國策;二是順水推舟;三是比較分析的結果。包括援張國策的制定，也是日本順水推舟之舉，是在東北找不出第二人選的無奈之舉。 歷史是由細節構成的，細節決定成敗;人是感情和智慧的動物，忽略了細節，去除了感情，摒棄了智慧，就沒有辦法正確地理解歷史，理解人物。另外，要想奶牛多產奶，就得先把奶牛養肥。

1925年，郭松齡舉兵反奉，張作霖大難臨頭，連老百姓都紛紛議論：“奉軍黃到脖子上了”(當時奉軍與郭軍交戰，無法識別敵我，為避免誤傷，奉軍每人脖子上圍一塊黃布)，意思是說快完蛋了。可松井七夫、町野武馬、儀峨誠也等日本顧問圍在張作霖身邊，幫助出謀劃策，不離不棄。為什么？一是因為張作霖下達的討郭令，寫得妙：“郭松齡與左派相提攜，欲使中國赤化，為蘇俄所用，實為東三省之公敵。”寥寥數語，即將郭松齡推向了日本的對立面。日本在東北最怕的就是蘇俄，就是赤化。因此，松井七夫致電日本政府：郭松齡是純粹的激進派。如果他接替張作霖進入奉天，將立刻廢除一切條約，日本的所謂特殊權利，將歸于零。二是日本關東軍司令派出代表與郭松齡談判，提出“援助”條件：如果郭松齡答應將金州、復州、海城、蓋平等割讓給日本，日本即給郭松齡以便利。談判破裂后，日本又轉向張作霖，向張作霖開出“援助”條件：承認日本人在滿洲享有土地商租權和雜居權;在東邊道、洮昌道等城鎮，設置日本領事館等。張作霖不假思索地說：“行、行。”張作霖兩個“行”字，換來東山再起，也招來罵名;郭松齡一個“不”字，展現了氣節，也導致全軍覆沒。

日本援助張作霖，這次不是最大的一次，但它是最關鍵的一次。張作霖給日本人畫的“餅”不是最大的一次，但它是最迅速的一次，迅速得連幾秒的間隔時間都沒有。張作霖每次畫出的“餅”，都在日本人眼前放射出一道希望。

三、盼望：要他產十瓢乳汁

侵略者的野心總是大于它的胃口，總想以最小的代價得到最大的回報。它把代理人既當坐騎來騎，又當奶牛來用。最野蠻的是它給牛喂一瓢水，卻期盼著在牛身上擠出十瓢乳汁。牛渴的時候，你要求擠出多少乳汁它都能答應，因為它需要那瓢水延續生命。牛答應的時候，壓根就沒想兌現的事兒。這既是牛的聰明，也是馭牛者的愚蠢。

郭松齡反奉事件在日本人的干預下，很快就平息下來。張作霖發表了一個聲明，等于是給事件畫個句號，對各方做個交代，也透露出幾分懺悔的味道。聲明承認由于連年內戰，致使東北人民生靈涂炭，今后要修明內政，不再興兵遠征，以期與民休息。可不到兩個月，張作霖以剛剛偵知郭松齡反奉是受國民軍馮玉祥所鼓動為借口，再次舉兵入關。

張作霖于1926年6月底到達北京，布置完作戰任務，郭松齡之變的那幕場景又浮現在腦海之中，尤其是張作霖隨口說出的那兩個“行”字，一想就覺得悔不當初。那商租權和雜居權不是“二十一條”里的內容嗎？如果日本得到了這兩個權利，自己豈不成了罪人？越想越后悔。盡管來京之前，張作霖已經密囑省長王永江找省議會議長張成箕召集議會，在法律上否定對日本的允諾。張作霖本人也和日本領事當面說過，雜居權問題和土地商租問題往后推一推，等風頭過去再談。張作霖在北京待不下去了，一定要親自到日本關東軍的大本營走一趟，將此事做個了斷。

7月18日，進攻馮玉祥的南口戰役已經打響，張作霖顧不得這些，起身返奉。回到奉天的第一件事，即將存在日本正金銀行和朝鮮銀行里的500萬日金統統取了出來，帶著現金驅車直奔大連、旅順。到了大連、旅順，張作霖親自登門拜訪日本關東廳長官兒玉、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和滿鐵社長松崗洋右。對日本在郭松齡反奉時對奉軍的幫助表示感謝，并借機極力強調郭松齡赤化、郭進攻奉天是受蘇俄指使，郭名義上是反奉，實際上是為蘇俄爭奪對東北的控制權。

言下之意，郭松齡是代表蘇俄和日本爭奪東北，張作霖因為和日本站在一起，維護日本的利益，才遭此一劫。沒說出來的話是：你們援助我其實是在援助你們自己，郭松齡打我，是因為我先幫助了你們日本，我替你們效命，你們還跟我要什么好處？張作霖其實心里十分明白，郭松齡反奉和蘇俄沒有任何關系。郭松齡在1925年11月30日發表的政見通電中，特別提到，是因為東北“赤化勃興，蒼生戰栗”，他才舉兵討伐禍首張作霖。在新民發表的《告奉天父老書》中，還提出，郭軍一旦獲勝，立即進行改弦更張，重新治奉，治奉方針共十項，其中一項是“節制資本，以消除赤化隱患”。可見，郭松齡不僅與蘇俄沒有聯系，還明確反蘇。張作霖宣揚郭松齡赤化的目的是淡化郭松齡反張作霖，故意將郭松齡說成親蘇反日，以降低日本援張阻郭的分量，為不履行戰爭中他對日本的允諾做鋪墊。

張作霖在臨別時，將帶去的五百萬日金交給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以此答謝日本助張作霖出力人員。并表示：張作霖受人一飯之恩，終身不忘，以此私款，聊以酬答日本協助好意。

大連、旅順之行，張作霖以為是棋高一招，親自登門致謝，以示知恩圖報;強調反赤，將日本人拴在一掛車上;以私款酬答，突顯日本幫助的是他個人，而非東北，將公事化為私事。其目的不言而喻，你幫了我，我酬謝了你，此事應該到此結束，不要再提什么兌現承諾了。回到奉天，張作霖對其左右說得更為直白：“日本人這次幫我……應該有個報答，我張作霖受日本人的好處，只有拿出自己的財物來報答他，我將日本銀行的存款，全數贈送，表示我的全心全力。日本人如果另有要求，只要是張作霖個人所有，我決不吝嗇，但國家的權利，中國人共有的財產，我不敢隨便慷他人之慨，我是東北的當家人，我得替中國人保護這份財產，不負他們的付托！”

自日本將援張定為國策的十余年里，張作霖經歷了數次危機，得到過日本不少的支持，每次支持前，日本都無一例外地提出要求，但張作霖當時所答應日本的要求，事后多不履行。有人說，這是張作霖草莽生涯中形成的習慣。也有人說，日本人把張作霖當作奶牛，給他一瓢水，就要他奉獻十瓢奶。哪能擠得出來呀？不履行是因為履行不了！擠不出奶，答應的事不辦，日本人當然不滿，后來日本關東軍炸死張作霖不能說與此無關。

四、失望：他只鐘情腳下的那片土地

張作霖和日本打交道一共24年，以1916年張作霖執掌奉天為界，前后分為兩個不同階段，恰好每個階段各12年。前12年，張作霖對日本以巴結、逢迎為主，日本對張作霖以觀察、考驗為主;后12年，主要是互相利用，在互相利用的過程中呈現出紛繁復雜的矛盾，日本對張作霖主要是控制與索取，張作霖對日本則主要是擺脫與抵制。張作霖對日本的控制和貪婪地索取逐漸由忍耐走向反抗，日本對張作霖的擺脫與抵制則逐漸由希望走向失望。

沒有希望也就沒有失望。日本最希望什么？希望從張作霖手里得到更多的土地商租權、鐵路控制權;希望他只買日本的軍火、只聘日本顧問;希望他割斷與中央的聯系，實行滿蒙獨立……土地、鐵路、軍火、顧問、獨立，是日本最想要的，可張作霖只鐘情他腳下的那片土地，這五樣，張作霖一樣都沒有給，令日本大失所望。

五、到手的“三權”被廢了，日本人啞巴吃黃連

日本依據“二十一條”附約《關于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之條約》，攫取了在“南滿”及東蒙的土地商租權、雜居權、合辦農業及附隨工業權。這“三權”，說白了就是日本一點一點蠶食、一塊塊吞并、化整為零、分步推進、不顯山不露水、緩慢而實際、和平而險惡、用非軍事手段占領東北的關鍵步驟之一，它比武裝占領更陰險。張作霖對此嚴重性了如指掌，但要阻止這種和平占領，難度極大。一是日本決心大，不會輕易放棄;二是有兩國中央政府的法律條文作為依據，很難找到拒絕的理由;三是不易引起其他國家的注意，不可能借力打力;四是有的中國土地所有者為貪圖租金之小利，不顧國家利益愿意租讓。上有中央政府條約，下有地主配合，外無力量可借，內少可拒之理，張作霖作為地方政府官員，欲阻止日本的和平占領，難度可想而知。

張作霖就是張作霖，他采取建議中央與日本交涉、總體不否具體否、密令否明令等一系列手段，硬是頂住了壓力，使日本和平占領東北的陰謀，處處受阻，終歸破產。

牽著中央鼻子走。張作霖發現奉天太平寺和尚擅自將寺產租給了日本人。張作霖立即致電北京國務院，要求中央政府與日本政府定明，有民國執照的方可出租，其他租照、地冊及一切不正當之契約均歸無效。此招等于釜底抽薪，甚是厲害。因為國有土地，包括礦山、森林、草原等，私人不可能有執照。另外，多數地方還沒來得及頒發執照，有民國執照者寥寥無幾。這就等于在法律上保證了東北絕大部分土地不可能被蠶食。北洋政府也看明白了張作霖此條建議所隱藏的玄機，大加贊賞，稱其為“正本清源之法”。但張作霖覺得上述措施仍然不夠徹底，再次致電北洋政府外交部：“請將前電驗明民國執照一語刪除，暫定為‘日人商租須在該產坐落地方報明縣知事，查無糾葛，始準立契’。”這樣一來，把唯一可能以民國執照出租土地的路也堵上了大半，“報明”官府，官府就有了控制權，查無糾葛，誰查？自然是官府去查？中國的私人土地哪塊查不出來“糾葛”？有無糾葛，誰來認定？自然都是張作霖控制下的地方政府。這樣，中央給予日本的“三權”，張通過兩次建議，兩次釜底抽薪，將“三權”控制在了自己手里。

總體承認具體否。中央簽訂了“二十一條”，張作霖作為政府官員無權廢止，但為保住土地不被日本人占領，只能在法理層面進行抵制。張作霖組織法律專家制定了一系列地方規章，以“小法”對“大法”。如《租用地畝規則》規定：“下列土地不得租用：所有權未定者，依法禁止耕種或建筑者，荒地和未經查報登記者，與林地糾葛未經勘定者，買賣不明或盜典盜押者，若有土地租佃關系發生，中國地方官署有權令其解約”。總體上沒有拒絕中央的條約，實際上予以具體否定。

重拳懲治出租者。張作霖執掌奉天后，日本不斷向其施壓，要求兌現“二十一條”中涉及東北的各項條款。張作霖一方面與日本虛與委蛇，一方面下達禁止和限制日本的訓令。鑒于與日本的微妙關系，張作霖所發訓令，都以秘密訓令的形式下發。如1917年底，張發出訓令：“本省長根據奉天省議會決議，訓令省內各縣轉令各地方，自明年1月1日起，人民商賈等不得將土地私租與外人，不得以地契等證據為抵押，向外人私自借款。否則，上述行為一經發現，將以盜賣國土罪及私借外債罪論處。”在中國還有比“賣國”更重的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