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成敗論英雄”向來是有些人對待歷史的態度，我認為這種歷史觀是偏頗的，有其勢利的一面。對失敗者而言，只記住他們犯下的錯誤和失敗，忘記了他們曾有過的英勇和犧牲，只看到他們失敗的責任，看不見他們對國家、民族的忠誠，這是不夠的。對于甲午戰爭的失敗，至今仍有人將失敗的主要責任歸結于以丁汝昌為首的北洋海軍將領，甚至指責他們是造成失敗的禍首，在北洋海軍主要將領身上幾乎都背負有不公正的評價，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

誰應負甲午戰敗主要責任？

評價北洋艦隊將領首先應當分清戰敗的主次責任。甲午戰爭所處的年代正值清朝末年，清王朝已陷入全面危機。政治統治的腐朽沒落，戰略決策的消極保守，派系黨伐的明爭暗斗，封建軍隊的腐敗渙散……這些才是導致甲午戰敗的主要原因。

北洋艦隊成軍之后，朝廷大員指手畫腳者多，真正幫助扶持者少，前來校閱觀摩者多，前來解決問題者少。這致使戰爭即將爆發時，艦隊戰備存在諸多困難和問題。毫無疑問，北洋艦隊將領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實事求是地分析，許多關鍵問題確實不是他們能夠解決的。在指責他們負有戰敗責任的同時，我們更應看到這樣一些重要事實：

事實之一：1888年北洋海軍成軍之日，也是停止發展之時。1891年，清廷決定停購外洋船炮兩年，丁汝昌十分著急，他曾上奏：“……從前所購船艦，經歷多年，已成舊式，機器漸滯，運用不靈，比較外洋新式快船，速率懸異，且快炮未備，難資戰守，一旦有事，恐難支拄，請及時增購船炮，以備防御。”但是他的多次建議均未被采納。大戰在即，為應對日本威脅，丁汝昌提出添置新式快炮需銀61萬兩的最低要求，清廷仍舊拖而不辦。大戰之前清廷大興土木修園，所花銀兩再建兩支北洋艦隊也綽綽有余。大戰之后割地賠款圖茍安，所賠銀兩更是令人瞠目結舌。我們不禁要問，連添置幾門快炮都辦不成的艦隊將領，何以承擔戰敗的主要責任？

事實之二：消極防御戰略貫穿北洋艦隊作戰的全過程，“保船制敵”、“以戰為守”方針束縛著北洋艦隊，但北洋艦隊將領只是這一消極作戰方針的執行者，而非決策者。僅舉一例：豐島海戰前，丁汝昌對日本艦隊來襲就預有判斷，制定了親率北洋艦隊主力8艘戰艦護航的計劃，這個計劃開始也得到李鴻章的認同，并授權“相機酌辦”，丁汝昌據此提出了“大隊到彼，倭必開仗”、“倘倭船來勢兇猛，即行痛擊”的應對之策，但卻被李鴻章訓斥后取消了大隊護航計劃。結果豐島海戰中清艦在明顯劣勢下慘敗。連派出多少兵力都說了不算的艦隊將領，如何承擔指揮不當的主要責任？

事實之三：甲午戰爭并非只是海戰，陸上作戰也是其重要組成部分，陸海相輔相成，陸岸是北洋海軍的依托。陸上作戰，盡管廣大清軍官兵也有英勇作戰之舉，但總體上是敗得快、敗得慘。遼東戰場，日軍順利占領遼東半島，使北洋艦隊失去了最重要的基地旅順;山東戰場，日軍榮城灣登陸如入無人之境，威海港南岸各炮臺一日之內全部失守，北岸炮臺和衛城守軍不戰而棄守，北洋艦隊腹背受敵，成為孤軍，苦苦等待的陸上援軍始終未見。甲午戰爭海戰的失敗固然影響重大，陸戰的失敗又何嘗不是如此，陸戰慘敗的責任又該誰來負呢？

事實之四：劉公島被包圍后，清廷內外臣工、將領意見紛紜，有的主張艦隊出擊;有的主張退往煙臺;有的主張水路相依，協同作戰;有的主張固守威海，陸上增援;最后是哪一種決心也沒定下來。結果是，港口被日聯合艦隊絕對優勢兵力死死封住，艦隊出擊“出不去”;陸岸被日軍全部占領，協同相依“依不上”;陸上增援清軍無影無蹤，堅持固守“守不住”，最終艦隊只能走向覆滅。

此類事實還能列舉不少，對于一場失敗戰爭，找出其失敗的原因教訓固然重要，分清失敗原因教訓的主次則更為重要，否則不足以真正吸取教訓。

丁汝昌罪責大多不實

丁汝昌戰后長期背負罪責，至今仍爭議不斷，有很多不實之辭應當加以澄清。指責丁汝昌的不實之辭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說丁汝昌能力不強、指揮無方。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軍專業，領導管理能力不強，造成艦隊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認為丁汝昌擔任北洋艦隊提督，完全是李鴻章“任人唯親”的結果。

誠然，丁汝昌出身淮軍，并非海軍科班，專業知識不及留洋培訓將領。但北洋艦隊的重要性決定了提督一職在李鴻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這支艦隊，不用能人不足以駕馭這支艦隊。與北洋艦隊科班出身將領相比，丁汝昌是資歷最深、作戰經驗最豐富、戰功最多的將領。行內人都知道，創建一支新軍與接手一支老部隊完全不是一回事，作為統領艦隊的提督，能夠在較短的時間里使艦隊成軍，并投入作戰，其責任、壓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實際上，丁汝昌很早就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并一直在努力學習近代海軍知識。從他留下的大量親筆文件可以看出，他海軍專業術語熟練，表達準確，相當熟悉艦隊業務，具體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槍、逐日輪流打靶的訓練安排，甚至艦船修理舊洞的數量他都親自抓落實。某次，運抵軍中的煤炭短少10噸，丁汝昌硬是5次追討，直至補齊，從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對艦隊建設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時清朝上下既無海軍傳統，又無海軍文化，更無人才培養的歷史積淀，選用既懂海軍專業、又有實戰經驗的將領談何容易，說李鴻章用人完全是“任人唯親”，也有失公允。

二說丁汝昌“怯戰”，消極保船，貽誤戰機。這一指責實際上是朝廷大員推卸責任、尋找戰敗替罪羊之舉。

甲午戰爭中，丁汝昌幾乎參加了北洋艦隊除豐島海戰外所有的戰斗和重大行動，黃海海戰中，他負傷后還不肯進艙，仍坐在甲板上激勵將士。而在抗敵過程中，丁汝昌時常遭受無端指責及處分。他有許多機會可以推諉卸責脫離戰場，但他從未這樣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頂著來自朝廷的問罪、處分和言官們如潮的聲討、謾罵，抱定必死決心，忍辱負重堅守指揮崗位，直至自殺殉國，這樣的人會“怯戰”嗎？

實事求是講，丁汝昌在指揮上深受李鴻章“保船制敵”消極防御方針的束縛，但他僅是這一方針的執行者。將“怯戰”、消極保船和貽誤戰機的帽子扣在他頭上，顯然有失公正。

三說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敗的禍首。這是當時光緒皇帝和一些朝臣為推卸戰敗責任對丁汝昌的指責，什么丁汝昌“一貫畏怯避戰”，“旅順危急，率兵艦望風先逃”等，現代還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后死”，稱他自殺不是“以死報國”，而是自知罪責重大，以死卸責，以免家族遭到誅罰。

這樣評價一個英勇抗敵、自殺成仁的將領是很殘忍冷酷的。試想在艦隊陷入絕境之際，日軍將勸降書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誘他投降，丁汝昌斬釘截鐵表示“予決不棄報國大義，今惟一死以盡臣職！”時，是一個怎樣的心境？在威海保衛戰中，丁汝昌以北洋艦隊殘余兵力多次擊退優勢日軍的猛烈進攻。“定遠”遭襲時，他正在艦上與諸將議事;“靖遠”中彈時，丁汝昌正在艦上督戰，并意欲隨艦俱沉。像他這樣一個抱定“船沒人盡”決心的人，為何要先投降，再自殺？僅用“以死卸責，以免家族遭到誅罰”來解釋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丁汝昌這種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忍辱負重，最后時刻盡節以終的崇高品格和愛國精神難能可貴。這一切不應否定，也不容否定。歷史應當還丁汝昌這個甲午戰爭最大的悲劇人物以公正。

劉步蟾沒有“怯戰自保”

劉步蟾，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兼旗艦“定遠”號管帶。黃海海戰中，在丁汝昌受傷后代為指揮。在威海保衛戰中，他英勇抗敵，最終在不得不引爆“定遠”后，拒絕投降而服毒自殺。

甲午戰爭后，國人對劉步蟾的評價一直是正面的。但至20世紀中葉，他突然又成為史學界關注的焦點，在一些學術書籍和影視作品中，其形象變得相當負面。

據查，劉步蟾的這些惡名主要來自英國人戴樂爾(又譯泰萊)之手。戴樂爾是北洋艦隊洋員，海戰時曾擔任“定遠”艦副管駕，在其晚年所著回憶錄《中國事記》中，劉步蟾被描述成為中國將領中的反面典型。由于戴樂爾是海戰的經歷者，他的話具有一定權威性，因此該書譯本被視為研究北洋海軍的重要一手資料。

評價歷史人物，實踐是最好的檢驗。戴樂爾攻訐劉步蟾的要害問題，是指責他在黃海海戰中擅自改變既定陣形，怯戰自保。那么，北洋艦隊將雙縱陣改變為雁行陣，是否是劉步蟾擅改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丁汝昌在戰后報告中明確指出曾下令變陣，劉步蟾代表提督發出變陣旗號，完全是職責所在。其次，變陣后“定遠”艦居于艦隊正中最前方，距離日聯合艦隊本隊最近，受敵火力威脅最大，又怎么可能自保？再次，海戰中“定遠”艦一直沖鋒在前，從第一個開火到最后一個撤離，如果劉步蟾怕死，“定遠”艦怎么可能會有如此勇敢的行動？

戴樂爾為什么要誣陷劉步蟾？戴樂爾是經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介紹進入北洋海軍的，自恃有此背景，對北洋海軍事務多有干預，劉步蟾對其越權舉動多次予以制止，戴樂爾對劉步蟾積憤已久，這恐怕是他詆毀劉步蟾的原因所在。

評價劉步蟾，還有一個著名的爭議事件——“撤旗事件”。1890年，北洋艦隊南下停泊香港期間，提督丁汝昌因事離艦上岸，劉步蟾按規定下令降提督旗，升總兵旗。此舉惹怒了總教習、英國人瑯威理，他認為自己這個“副提督”還在，為何要撤提督旗？為此他與劉步蟾發生爭執，后憤然辭職。瑯威理離去后，北洋海軍的訓練軍紀日漸松懈。有人將此事簡單歸結為劉步蟾排擠瑯威理。但實際上，“撤旗事件”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北洋海軍創建初期，面臨技術和人才嚴重不足的困境，聘請洋員是正確和不得已的選擇。但是，洋員也是西方國家企圖控制北洋艦隊以撈取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如何一方面努力學習西方，一方面又牢牢掌握海軍的控制權，始終是北洋艦隊一個既重要又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撤旗事件”實質上就是一場北洋艦隊的控制權之爭。在這一重大是非問題上，劉步蟾是清醒的。當然，“撤旗事件”的處理也反映了劉步蟾與瑯威理平時積累的矛盾。

總之，劉步蟾為中國近代海軍特別是北洋艦隊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雖然在近代中國腐朽社會的大環境下，他無力改變失敗的命運，但還是以自殺這樣悲劇性方式表達了愛國精神和堅貞氣節，其崇高精神值得后人敬仰。

林泰曾不是“膽小鬼”

林泰曾，北洋海軍左翼總兵兼“鎮遠”號鐵甲艦管帶。1894年中日黃海海戰后，“鎮遠”艦入港時觸礁受損，林泰曾引咎自殺。

與北洋海軍許多將領一樣，林泰曾身后受到的不公指責中，除了“能力不強”外，最重的就是“畏日膽小”。提出這一觀點的主要依據是李鴻章和丁汝昌對林泰曾的評價。李鴻章在豐島海戰后給丁汝昌的電報里寫道“林泰曾于仁川畏日遁逃……”;林泰曾自殺后，丁汝昌的評價是“林泰曾向來膽小……”。以此為依據推斷，林泰曾是“膽小鬼”似乎成了史學界的流行看法。為了客觀公正地看待這一問題，有必要進行具體分析：

首先來看“畏日遁逃”是否屬實？

1894年6月，日本發兵入朝，林泰曾受命統帶3艦駛往朝鮮仁川。23日，林泰曾到達仁川即派人打探日軍情況。24日，林泰曾會見日本領事，提出交涉，并電告國內相關情況。25日，他又發回電報，報告風聞有5000日軍即將到達仁川，建議后路速備海軍大隊并調南洋軍艦來北洋。26日，林泰曾發回第三封電報，稱軍艦在仁川戰守均不宜，擬留一二艦在仁川探信，余艦轉赴牙山備戰守。30日，林泰曾根據命令率艦開回整備。

在此階段，中日兩國并未開戰，林泰曾正確判斷形勢，并提出了備戰的積極建議，根本不存在“畏日遁逃”的問題。在當時的裝備條件下，一個編隊在海上連續執行8天任務后返回“整備”很正常，否則就難有再次出動的能力。指責林泰曾“畏日遁逃”，不過是李鴻章推卸責任的借口。

其次，目前所能見到的對林泰曾生前各方面評價都比較高，從未有“膽小”之說。他自投身海軍后，幾乎參與并指揮了北洋海軍執行的所有任務，一貫表現積極。甲午開戰后，林泰曾堅決主張采取攻勢戰略，要求“舉全艦遏制仁川港”，與日本聯合艦隊“一決勝負于海上”。他為人“性沉毅”，而“待下仁恕，故臨事恒得人之死力”，在黃海海戰中率領“鎮遠”艦始終沖在前面，并連續擊傷日艦。在這一系列表現中，看不到任何“膽小”的影子。

將林泰曾自殺視為“膽小卸責”是偏頗的。林泰曾早就立下了“艦亡與亡”的決心，而且在當時清廷“重艦輕人”的巨大壓力下，立此決心的北洋海軍將領不在少數。姑且不論這種做法是否妥當，對北洋海軍將領來說，這實在是一種值得敬佩的英勇表現，需要有極大的勇氣。林泰曾是北洋海軍高級將領中的杰出代表。

鄧世昌絕非“虛假典型”

“致遠”艦管帶鄧世昌是北洋海軍將領中著名的民族英雄。但就是對這樣一位將領，時下也有少數人提出質疑，認為鄧世昌是后人搞“虛假宣傳”的產物。其主要質疑有四：

一是對鄧世昌治軍嚴格提出質疑。有文章認為鄧世昌對下屬十分苛刻、嚴酷;還有人說鄧世昌在北洋艦隊中是事故率最高的一位管帶，不配做“民族英雄”。

應該承認，鄧世昌不是完人，他有缺點。在封建舊軍隊中打罵士兵是普遍現象，艦隊即將開戰之際，面對存在的紀律松弛、斗志渙散等問題，采取非常手段整肅軍紀實屬正常，我們不能用今天的標準去苛責。

而對于事故率高的問題也應客觀分析，北洋海軍成軍僅6年，駕馭的又是代表當時科技水平的新式戰艦，在官兵素質尚不高的情況下，事故隱患在所難免。鄧世昌自投身北洋艦隊后事事爭先，頻繁執行各種任務，而執行任務多、干事多者，事故概率自然會高。對此，不應以偏概全。

二是對鄧世昌駕艦撞擊“吉野”提出質疑。有人認為，“致遠”艦速度不及“吉野”，“以慢撞快”非常盲目;還有人強調，在蒸汽鐵甲戰艦的時代，使用撞擊戰術很不科學。

從專業的角度分析，其一：當時日艦正以優勢兵力和火力形成對旗艦“定遠”的圍攻，形勢非常危急，鄧世昌此舉可吸引敵艦、減輕旗艦壓力;其二：撞擊戰術在當時仍有一定適用性，“致遠”艦艦首下方就有為實施撞擊而設計的沖角，當時“吉野”在縱隊隊列之中不便機動，又正好處于“致遠”艦首正橫位置，“致遠”是以截擊態勢沖向日艦，一旦撞上可收重創敵艦之功效;其三：“吉野”具有側舷速射炮的火力優勢，正橫向是其發揚火力的最佳方位，“致遠”試圖撞擊“吉野”，迫使其轉向，可直接降低其火力效果，有利于改變北洋艦隊的不利態勢。由此可見，撞擊“吉野”并非盲目之舉，而是試圖以重傷之艦為戰局作出最后一搏的英勇選擇。

三是對“致遠”艦的作戰準備提出質疑，認為很可能是日艦炮彈命中“致遠”引爆艦上魚雷。有人進一步稱，北洋艦隊接戰前要求各艦將魚雷棄海，以免中彈引爆，而“致遠”艦由于故障無法將魚雷投出，恰恰就是這枚魚雷最終造成“致遠”沉沒，由此推論鄧世昌對作戰準備要求不嚴、不細。

這一指責既不真實，也不專業，所謂“棄投魚雷”是杜撰的。常識告訴我們，艦載武器不僅有魚雷，也有炮彈，如果怕魚雷引爆就將魚雷卸掉，怕炮彈引爆就將炮彈卸掉，豈不可笑？

四是質疑鄧世昌究竟是“墜海”還是“跳海”，認為以“致遠”龐大艦身，只要鄧世昌堅守崗位就不會墜海，由此推斷鄧世昌是在艦沉之前為求生而跳海，其“英雄”稱號名不副實。

其實，要分析清楚這些問題并不困難：其一，“致遠”艦幸存官兵都是隨“致遠”艦沉沒落水的，如果鄧世昌真想求生，那他完全有機會隨眾接受其后趕來的魚雷艇救援;其二，包括洋員和日方目擊者在內的親歷者多方證實，“致遠”在中彈發生大爆炸后迅速沉沒，當時“致遠”艦官兵紛紛墜海，在艦橋上指揮的鄧世昌為什么會例外呢？其三，鄧世昌早就下定了以死報國的決心，其英勇行為不是一時沖動。豐島海戰后，他就激勵全艦官兵：“設有不測，誓與日艦同沉！”黃海海戰時，鄧世昌見“定遠”危急，高呼：“吾輩從軍衛國，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遂率艦沖向敵艦。有人主觀臆測地將他說成是“出于政治需要的虛假典型”，是極不嚴肅的。

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北洋海軍官兵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批優秀的軍人，他們絕大多數治軍勤勉，刻苦學習西方海軍建設經驗，努力鉆研海軍技戰術。他們在甲午海戰中視死如歸、英勇殺敵的壯舉和寧死不屈、自殺殉國的崇高民族氣節，都是不可更改的歷史事實。120年過去，逝者已去矣，生者當自省。今天，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來客觀評價北洋海軍官兵，還他們以公平，還歷史以公平，這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