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從國家全局理性地認識、統籌海防并付諸實踐，李鴻章是始作俑者，他的海防戰略思想深刻影響和引領了中國第一支近代化海軍的發展。然而，縱觀其海防戰略的理論和北洋海軍興亡的實踐，可謂得失參半，既有可貴的經驗，也有慘痛的教訓，值得認真總結。

創建輪船水師，三洋布局，海口防御

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歷代統治者無不視海洋為天然“長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重陸輕海”的國防觀念。直至鴉片戰爭敗于西方的堅船利炮，方才將防衛視角移向海疆。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內部發起了以自強為核心的洋務運動。李鴻章作為洋務派代表人物，極力推動近代化海防和海軍建設，促成中國國防觀念的重大轉變。

與當時所有先進的中國人一樣，李鴻章從外國船堅炮利打敗中國的事實中直觀認識到中國的積弱所在，產生“學習外國利器”，發展船炮以“自強”思想。1867年，擔任湖廣總督的李鴻章首次提出建議：創建一支輪船水師，分駐“內洋港口”，“以一提臣督之，分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駐扎大沽，直隸、盛京、山東各海口屬之;一曰中洋提督，駐扎吳淞江口，江蘇、浙江各海口屬之;一曰南洋提督，駐扎廈門，福建、廣東各海口屬之”。這是最早的近代化海軍建設方案和“三洋布局”海防戰略設想。

1870年，李鴻章調任直隸總督，不久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開始以一個政治家的視角，“統天下全局，通盤合籌”，重新審視和籌劃海防問題。1874年第一次海防大討論的《籌議海防折》，系統反映了李鴻章的海防戰略思想，具體包括：

首先，對戰略形勢的判斷——中國的主要威脅來自海上。李鴻章說：“歷代備邊多在西北……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麋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械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他因此主張將戰略重點從西北塞防轉移至東南海防。

其次，海防戰略——三洋布局，海口防御。李鴻章認為，中國兵船少，只有“分別緩急，擇最為緊要之處”“自守”。直隸之大沽、北塘、山海關一帶的京畿門戶“是為最要”;江蘇、吳淞至江陰一帶系長江門戶“是為次要”，“其余各省海口略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無甚礙”。

再次，海防力量建設——外海水師與沿海炮臺相為表里。設定外海水師共48艘戰船分守三洋海口，其中每洋外購二艘鐵甲艦，配以炮艇等其他戰船，逐步成軍，可御敵于海上。同時，在沿海重要口岸建立堅固炮臺，購買守口巨炮鐵船，形成“水炮臺”，并附設水雷，加上精練的陸軍配合，形成第二層次的口岸防御兵力。

最后，海防力量使用——“守定不動”和“挪移泛應”兩法。前者是依傍水陸炮臺和水雷進行防守，后者是用兵船配合陸軍“隨時游擊”，“防敵兵沿海登岸”。在這些主張中，已有建立外海水師，運用海上兵力進行機動防御作戰的思想成分。

精練北洋海軍，前伸布勢，海上威懾

1879年，清廷在對外交涉上遇到兩件大事：一是為日本占領中國藩屬國琉球展開中日交涉，一是因中俄《伊犁條約》議定在西北邊疆割地賠款而引發朝內反對，主戰與主和爭論激烈。在這場爭論中，李鴻章深感日本“志不在小”，尤其擔心日俄聯手，殃及朝鮮及遠東和局。因而，李鴻章一意主和，認為中國現在尚未自強，只能以退為進，以遠離中土的琉球為代價穩住日本，接受《伊犁條約》取歡俄國，限制事態進一步向臺灣、特別是向朝鮮方向發展，以保全遠東“和局”。

這期間，李鴻章在外交上極力主和，但在海防和海軍建設上則顯得相當激進，這種強烈的角色反差，反映了李鴻章企圖以空間換時間、盡快實現軍事自強的思想。1879年，他請赫德訂購了后來的“超勇”和“揚威”兩艘巡洋艦，同年又令李鳳苞在國外尋購更大級別鐵甲艦。1880年初，當他得知英國同意向中國轉售原為土耳其建造的兩艘鐵甲艦時，立即奏請購買，并頗為沖動地聲稱“機會一失，中國永無購鐵甲之日，即永無自強之日”。在李鴻章的全力推動下，中國的海防事業終于邁出了向大艦巨炮發展的關鍵一步，李鴻章的海防戰略思想也有了新的發展：

第一，在戰略形勢的判斷上，認為“防東洋尤甚于防西洋”。他說：“今之所以謀創水師不遺余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至朝鮮為東三省屏蔽，關系尤巨。”從而確定了“遠交近攻”，以日本為主要敵手，以朝鮮為戰略重點的國家對外戰略。

第二，在海防戰略上，提出海上威懾思想。提出“濱海萬余里，必宜練得力水師，為建威銷萌之策”。認為水師可擴大防御縱深，“漸拓遠島為藩籬，化門戶為堂奧”，“布勢之遠”強于陸軍。

第三，在海防力量建設上，突出強調發展鐵甲艦和新式快船。“海上如有水軍一支，勝于陸勇萬人”，建議裁撤沿海各種舊式笨船，速購鐵甲船。同時，繼續選送大批船政學生去英法深造，建立天津水師學堂，進一步選聘洋員，加強實戰性的海軍訓練。

第四，海防力量運用上，開始前伸布勢，展開海上威懾。1881年10月，中國向英國訂購的輕型巡洋艦“超勇”、“揚威”抵北洋后，李鴻章便開始在東北亞實施海上威懾。1882年7月朝鮮發生“壬午之變”，李鴻章派丁汝昌率“威遠”、“超勇”、“揚威”編隊赴朝，后又調廣東水師戰船運兵赴朝，與日本兵船對峙，平息了事變。1884年朝鮮發生“甲申之變”，北洋艦隊快速反應，開赴朝鮮，再次平息政變并阻止了日本的干涉企圖。

中法戰爭后，1885年清廷決計“大治水師”，李鴻章作為北洋海軍的掌門人，一時間權、錢在握，不失時機地將近代海軍建設推向了頂峰。1888年秋，隨著《北洋海軍章程》正式頒布，北洋海軍正式成軍。

北洋海軍是李鴻章海防思想的物化，這一成就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規模。北洋海軍主力由25艘新型軍艦組成，其近代化的程度及其戰斗力已堪稱遠東之首，并建設了旅順、威海兩個近代化海軍基地。在封建經濟制度下，沒有現代大工業，經費來源靠稅賦、厘金以及洋稅，建這樣一支海軍實屬不易。據有關史料統計，北洋20年獲海防經費共2130萬兩，這根本不夠建設和維持這樣一支艦隊。有專家說北洋海軍20年建設實際用了3500萬兩，多出部分大半靠李鴻章利用權力自籌。

其二，制度。《北洋海軍章程》全面建立了近代化海軍制度。以“定遠”、“鎮遠”和“致遠”為旗艦，組成左、右、中翼三個編隊;正式任命了82名海軍中級以上軍官，建立了海軍教育、訓練等各項制度。除學校培養和留學外，還聘請德、英、美、法等國洋員(先后共164人)隨船教習等。

其三，運用。北洋海軍成軍后，“每年夏秋之間，則駐防操演，巡弋遼東、高麗一帶，或率兩三艦，往日本口岸;冬春則巡南洋群島”，在北至朝鮮、日本東海岸及海參崴海域，南至香港、新加坡、越南及菲律賓等周邊海域進行遠洋訓練、艦隊出訪等活動，戰略運用的范圍已經大大拓展。

當然，李鴻章的海防戰略思想并沒有、也不可能擺脫“斤斤自守”的傳統窠臼，其遠東海上威懾戰略的效果也很有限。1882年“壬午之變”平息后，有人提出乘勢進圖日本責問琉球之案，李鴻章不同意，認為應先練水師，一旦“中國戰艦足用，統馭得人，則日本自服”。中法戰爭前，越南戰事愈演愈烈，清廷要李鴻章赴廣東指揮，并調南北洋水師前往支援，李鴻章認為北洋海軍只有兩條大艦，力量不足，應尋求外交解決。后來，為避免南北兩條戰線作戰，1885年李鴻章力主就中法戰爭乘勝議和。從全局上看，李鴻章以日本為對手的海上威懾運用曾獲得一些成功，但在中法戰爭海戰場上卻絲毫無所作為。

北洋海軍覆沒，自強一夢，功敗垂成

北洋海軍成軍并開始實施遠東海上威懾，可以看作是李鴻章海防戰略思想的巔峰，它一度掩蓋了北洋海軍建設和運用的致命缺陷。而此個中缺陷，又恰是導致李鴻章海防戰略思想停滯和走向反面的主觀因素。

甲午戰爭之前，當李鴻章感到中國已不具備足以對日本實施威懾的海軍實力時，其海防戰略思想便不可能再向前發展，相反在兵力運用方面變得日趨保守。他想采用處理1874年日本侵臺時的舊辦法，用兩三百萬兩白銀消弭戰端，并請西洋各國從中調停。豐島海戰前一個多月，主戰的光緒帝一再下詔要李鴻章備戰，丁汝昌也數次請戰赴朝，李鴻章卻執意于外交調停，斥丁“并無開戰，何必請戰”;豐島海戰吃了虧，但平壤有兵2萬，日本并未取得制海權，仍有扭轉形勢的可能，當丁提出率10艦出擊，被李再次否決，認為北洋海軍力量“以之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則有余”，“北洋千里全資屏蔽，未敢輕于一擲”，定下“保船制敵”方針，把希望寄托在外交上;黃海海戰，雙方都有損失，但形勢還未失控，李下令退守威海，水陸相依，進行防守，結果株守軍港，全軍覆滅。

李鴻章外交與軍事兩手并用處理中外戰端本是值得稱道之舉，問題在于他過分倚重外交手段，寄希望于沒有強有力的軍事手段作后盾的“公理”、“道義”。就海上軍事手段的運用而言，李鴻章過分依賴“威懾”，卻基本沒有兵戎相見的實戰準備。因此，無論是在軍事與外交的關系方面，還是在威懾與實戰的關系方面，李鴻章都失之偏頗。這種理論上的跛足，在實戰中是危險的。尤其是在敵我雙方兵力對比相差無幾時，仍固持這種理論和實踐，不啻是進行戰爭賭博。李鴻章數十年的海防努力一朝覆亡，拋開復雜的客觀原因，究其海防戰略思想本身之所失，當在于此。

李鴻章海防戰略思想是在對西方先進國家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確立的海防戰略思想。但他的思想不可能超越階級和時代，既難以戰勝日本在明治維新后亦步亦趨、全盤西化的近代軍事思想，更難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海權思想進行戰略博弈，以至于最后兵敗甲午，前功盡棄，留下深刻的歷史啟示。

今天回首甲午，展望未來，為實現十八大提出“建設海洋強國”的歷史性任務，中華民族應當補上海洋、海權和海軍對國家興衰影響的這一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立起中國特色的海洋戰略、海軍戰略，為實現強國夢、強軍夢，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