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們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公眾的印象中，“計劃生育”就是少生孩子，其實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計劃生育的概念是人類有計劃地調節(jié)自身生殖行為的行為，既包括“減產”，也可以“增產”。在中國古代相當長的時間里，實行的是鼓勵國民生育的“計生”政策。不過，關于“少生”、“優(yōu)生”的提法，倒也“由來已久”，早在唐宋時期，就有人提出了“少生”、“優(yōu)生”重視人口質量和整體素質的“計生”理論。唐初的民間通俗詩人王梵志，曾以當時最流行的詩歌形式，用大白話寫出了不少計生“標語”。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意思是，兒子不要生的太多，有一個能做事的就行了。

越王勾踐首推“生三胞胎”可享受“免費奶媽”政策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古代中國實行的是鼓勵國民生育的“計生”政策。戰(zhàn)國初期中國總人口僅1000余萬，到秦始皇統一六國時，全國人口翻了一倍，達2000萬人左右。當時東周王室衰微，諸侯國爭霸，戰(zhàn)爭連連，死亡巨大，可人口不減反增，就是當時各諸侯國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的結果。

這一時期，“計生”政策實施最堅決的，當是越國。

在吳越之戰(zhàn)中，越國被吳國打敗，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實施強國戰(zhàn)略，其中一條重要的舉措就是鼓勵生育，增加國內人口。勾踐當時實行的獎勵政策非常優(yōu)厚。據《國語·越語》所記，越國當時對孕婦實行“公費醫(yī)療保險”，女人生產時只要通知政府，醫(yī)生很快便會趕到產婦家里助產。如果生的是男孩子，獎品是兩壺好酒，一條狗;如果生的是女孩，獎品是兩壺好酒，一頭小豬;如果是雙胞胎，政府安排免費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費奶媽，也就是說，由國家來撫養(yǎng)。

在鼓勵生育的同時，越國也強制早婚。規(guī)定：“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從越國計生政策來看，如今流行的年齡懸殊的“姐弟戀”、“黃昏戀”均被嚴格禁止，青壯男子不能娶年齡大的女人，老男人則不準娶年輕女子。不僅如此，對未婚嫁適婚子女的父母，還要治罪。

后來，越國能打敗吳國重新崛起，雖然原因很多，但與此“計生”政策的實行不無關系。類似記載還見于《吳越春秋》，雖然在細節(jié)上有所出入，但記載勾踐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上是一致的。

到了封建時代的鼎盛時期唐朝，則把鼓勵生育當作一項基本國策。唐太宗李世民剛一當皇帝，便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的正月發(fā)布了《令有司勸勉庶人婚聘及時詔》，鼓勵生育，還動員富人贊助娶不起老婆的窮光棍，將計劃生育的好壞、鰥寡人口的多少，作為地方領導干部的政績指標，進行考核。

齊桓公消減后宮人數解決婚齡男女比例失調

獎勵多生孩子的家庭，這只是古代中國“計生”政策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解決育齡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問題，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強制早婚。

在古代中國早期，一度提倡“晚婚”，西周時期(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便是這樣。當時法定適婚年齡：男子30歲，女子20歲。但在實行鼓勵多生的“計生”政策時期，適婚年齡往往被大大提前。如春秋時的齊國，便推行男20歲、女15歲的“計生”政策，鼓勵國民早婚，有的朝代甚至將女子婚齡提早到13歲。

齊國早婚政策的推出，還有一段故事。據《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有一次，齊桓公到民間微服暗訪，在一老百姓家里看到，一年已70歲的老頭還是自己做飯，他便問是不是沒有子女。老頭說他有三個兒子，可因為家里貧窮，都沒有娶到老婆。齊桓公回宮后，把這件事對主持齊國政府全面工作的上卿管仲說了，管仲便提出了這一鼓勵早婚的政策。

同時，管仲還提出了解決育齡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一個辦法，是消減齊桓公的后宮人數，不讓“宮中有怨女”。當時王室、諸侯女人數量“超編”嚴重，以周王后宮來說，是“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在編”女人共計121人;諸侯則是“一娶九女”。但在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不論是王室，還是諸侯都多占多用，民間有錢男人也跟著“蓄私”。墨子當時便向外界爆料，稱“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認為這是造成社會適婚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的原因之一，呼吁“節(jié)制”。

齊桓公不愧是春秋霸主，讓管仲這么一說，似乎也不好意思了，帶頭響應了管仲的計生政策：將后宮沒有與他發(fā)生過性關系的大批“未嘗御”女子，統統遣散回家、嫁人。

齊桓公此舉，大概也是古代中國計生政策執(zhí)行過程中解決男女性別比例失調問題的特例之一。除了降低婚齡，古代中國有的朝代還提倡“二婚”。如唐代便提倡“男子娶寡婦、寡婦再改嫁”這樣的政策，否定男子娶二婚女不體面、女子“從一而終”的舊觀念。

漢惠帝劉盈下詔“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 罰五倍人頭稅

古代中國對違反計生對象的處罰也很嚴厲。如在漢初劉盈(惠帝)當皇帝時期(公元前195-公元前188年)，便有明確的“罰款”方案，據《漢書·惠帝紀》記載，在公元前189年，劉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這“國策”用今天的話來解讀是這樣：年齡在15至30歲之間的適婚女子如果不出嫁，將被罰款，罰款的金額是“五算”。“算”是當時計征人頭稅的一種計量單位，是開國皇帝劉邦在建國后第四年定下的稅收辦法，15歲以上、56歲以下的國民，都要繳納人頭稅，每人稅款金額是120錢，稱為“一算”。加上五算就是720錢，也就是說，如果適齡不結婚，就是違反“計生”政策，就要繳五倍人頭稅的罰款。

對于西漢“五算”的罰款標準，或許有人會認為“不高”，實際上在當時并不算低，以整個西漢的糧食均價每石100錢上下的標準來算，720錢可以買到七八石糧食，至少是一個成年人一年的口糧——僅僅沒有及時結婚，一年的口糧就沒了。

唐初詩人王梵志倡導“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

與今天一樣，為了讓“計生”政策容易為老百姓接受，古代中國也有各種各樣的計生“標語”和“口號”，當然其主旋律是以鼓勵多生為主。

鼓勵多生的口號有很多條，最深入人心、影響了整個封建時代的至少有兩條。一條是“多子多福，養(yǎng)兒防老”，這是從個人和家庭幸福指數上進行動員的;再一條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是從道德層面鼓吹的，由儒家權威人士孟軻喊了出來。這兩條口號影響相當深遠，中國人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觀念就是因此形成的。

在古代中國，也有一些學者意識到人口過快增長帶來的嚴重問題，擔心“人滿”之患，于是提出了少生、甚至不生的口號，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是唐代的王梵志。

王梵志是唐初民間通俗詩人，生平坎坷，飽經憂患，50歲后皈依佛門。他反對“多生”，提出重視人口素質教育的思想，以當時最流行的詩歌形式，用大白話寫出了不少計生“標語”。最有名的一條是其《大皮裝大樹》一詩中的一句“生兒不用多，了事一個足。”意思是，兒子不要生的太多，有一個能做事的就行了。二三十年前中國最流行的“計生”口號“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好”，最原始出處就在這里。

到了宋代，有學者估算中國人口總數首次過億。在這種背景下，宋末著名學者、《文獻通考》作者馬端臨正式提出了“少生”、“優(yōu)生”、重視人口質量和整體素質的“計生”理論，與現代的人口和計生政策相當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