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孫中山的警衛，后又成為蔣介石“剿共”的干將;他既為蔣介石立下赫赫戰功，又敢于和他唱對臺戲;他在抗戰中雖創下輝煌戰績，勝利后卻被解除了兵權;在遼沈戰役中他暗做“內應”，配合了解放軍的戰略進攻，事后卻成了中共公布的戰犯;蔣介石下野后，他逃到香港隱居，1955年初卻突然返回大陸……這就是國民黨愛國將領衛立煌曲折而傳奇的一生。

內戰中，衛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一切可能按兵不動，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響，既使東北高級將領們無所適從，也使蔣介石的戰略計劃泡湯，在戰爭關鍵時期配合了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

衛立煌簡介：衛立煌(1897～1960)，國軍名將，中華民國高級將領，愛國人士。字俊如，又字輝珊，安徽省合肥縣東鄉衛楊村(今肥東縣)人。國軍陸軍二級上將軍銜。取得了中原大戰中擊敗石友三解除南京之圍、鄂豫皖“圍剿”、鎮壓“閩變”分路暨主功、擊敗岡村寧次收復鄭州、緬北滇西反攻戰役(含強渡怒江戰役)等一系列戰役的勝利[1] 。忻口會戰亦破壞了日軍的作戰計劃。建國后曾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二屆人大代表，民革第三、四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等職。1960年1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4歲，安葬于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是蔣介石的“五虎上將”中的“虎將”。日軍華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稱其為“支那虎將 ”。史迪威在回憶錄中稱其為國民黨軍隊中最能干的將領，美國出版的《中國人名大辭典》稱其為“常勝將軍”，這種殊榮，在國民黨軍人中實屬罕見。

衛立煌與“立煌縣”

1897年，衛立煌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衛楊村。青年時期投身行伍，在孫中山的廣州大本營擔任警衛，因機靈能干，由一名普通士兵而逐步提升為中級軍官。北伐戰爭時期，他歷任國民革命軍團長、旅長、副師長等職務。1925年，孫中山逝世。蔣介石利用各種政治手段打擊政敵，籠絡人才。蔣極力宣揚自己“永豐”艦上保駕孫中山的功績，把自己標榜為總理未竟事業的接班人。那時思想單純的衛立煌，受到蔣介石的迷惑，遂投靠其麾下，追隨蔣東征北伐，成為他手下一員能打硬仗的驍將。蔣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也跟著走上反共的道路。

1930年衛立煌奉蔣介石之命在蚌埠組建第四十五師，九一八、一二八事變相繼爆發后，衛部因參與滬杭線警戒擴編為第十四軍。衛立煌后來成為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重要力量，在對紅軍的圍剿和對福建事變的鎮壓中立下了“汗馬功勞”。1932年7月，蔣介石發動了對紅軍的“圍剿”，衛立煌被派為中路軍第六縱隊指揮官，進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由于中共當時被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所統治，又由于張國燾的錯誤指導，第四方面軍指揮機關先是盲目輕敵，在敵人大舉進攻后，又驚慌失措，指揮主力倉皇西撤。于是衛立煌率軍趁虛而入，8月間占領了鄂豫皖邊區的軍政中心—金家寨。為了嘉獎衛立煌的功勞，鼓勵其他“剿共”部隊的士氣，蔣介石除獎給衛立煌以巨額金錢以外，還由國民黨政府頒布明令，在大別山中地跨鄂豫皖三省之間“三不管”的險要城鎮金家寨建立一個新的縣治，用衛立煌的名字命名為“立煌縣”。蔣以手下將領的名字命名為縣名的只有兩例，一個是所謂“經扶縣”，即劉峙(字經扶)的字，另一個就是衛立煌。蔣介石此舉，既鼓舞了士氣，也明確地將衛立煌推到了反共反人民的立場。衛立煌部隊占領金家寨后，到處搜捕蘇區干部、赤衛隊員和紅軍家屬，鎮壓農會積極分子，保護封建地主，搞反攻倒算，一時造成蘇區的白色恐怖。

1933年11月，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在福建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高舉“反蔣抗日”的旗幟，和紅軍簽訂了停戰協定。蔣介石十分恐慌，忙派衛立煌、張治中、蔣鼎文擔任三路總指揮，分兵向福州進軍。衛立煌行動迅速，很快抵達福建北部，對十九路軍形成夾擊之勢。剛剛成立不到百日的“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內部不團結，許多事情還沒有商定，就宣告夭折了。衛立煌為了截斷十九路軍經泉州退人廣東的道路，又迅速行軍，隱蔽地繞到閩江以南進行阻擊。衛立煌在這一內戰中又替蔣介石出了大力，受蔣厚賞，他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目無領袖”

衛立煌雖因戰功卓著而名列“五虎將”之一，但他一非蔣氏同鄉，二非黃埔軍校學生，蔣氏對他心存間隙，二人并非親密無間。衛立煌對蔣用人唯親，凡事以個人私利當先多有不滿，而蔣對衛這匹動不動就發脾氣，難以馴服的悍馬也是一肚子氣，二人時不時發生摩擦。早在北伐時二人就產生過矛盾。1925年蔣介石借廖仲愷一案逼走衛的上級許崇智，許的粵軍被改編為國民軍第一軍，衛立煌由旅長降為團長，心生不滿，他對許崇智懷有感情，一有機會總想見許，但蔣阻止他倆往來。衛曾對手下親信說：“如果有兵力在手，非把不講信義的蔣介石搞垮不可。”

1933年10月，蔣介石發動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任命衛立煌為第一縱隊指揮官，雖處于最前線，但位居“小委員長”陳誠之下，他甚為惱火，一氣之下，回了南京。別人問他原因，他言道：仗打贏了，全是別人的功勞;輸了，全是自己的責任。衛也不想把事情鬧大，稱病住院。探視者絡繹不絕，蔣雖有意追究衛的責任，后來也只有不了了之。鎮壓“福建事變”，衛立煌居功至偉，但事后蔣卻把福建省主席一職給了陳儀，省主席一職被視為受蔣重用的標志，顧祝同與衛立煌資歷相當，早在1930年顧就當上了江蘇省主席，而衛卻始終與此無緣，對于蔣始終不信任自己，不予重用，衛心中很沮喪。

1941年底，衛去重慶開會，除夕夜蔣介石設家宴款客，請柬送到衛的住處，衛已簽名準備赴宴，但倔性子一發作，臨時改變主意不去了，只打了個電話告知蔣的秘書，說他要去宋慶齡處赴宴。晚宴原定14人，因衛缺席而變成13人，蔣認為13數不吉利，臨時拉了秘書湊數。事后，蔣介石在很多場合談起此事，說衛立煌狂妄自大，目無領袖，不給他面子。衛知道后也不去道歉。

延安之行

衛立煌有愛國心，對日作戰更是堅決。正是在艱苦的抗戰中，衛立煌重新認識了共產黨、八路軍。而其中1938年4月延安之行，成了他思想轉變的關鍵。

抗戰爆發后，蔣介石任命衛立煌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二戰區前敵總指揮，令其率軍開赴山西。蔣這樣做目的有三：其一，在全國抗戰大形勢下，派善打硬仗的衛立煌到華北前線抗日，以撈取“領導”全國抗日的名聲和地位;其二，衛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調他進山西，可以監視、鉗制、甚至消滅駐山西的八路軍，并可與西北胡宗南部隊遙相呼應，包圍封鎖以至進攻陜甘寧邊區。蔣認為，以衛立煌的反共歷史，他不會同共產黨妥協、合作，同時中共也不會信任衛立煌，因而不會有國民黨軍被中共統戰之慮;其三，蔣還想在閻老西的地盤插上一只腳，以圖逐步占有山西。這是蔣的主觀意圖，至于衛本人的思想狀況如何，他并不摸底。

平型關大捷，八路軍打破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使衛立煌對這支裝備落后的軍隊刮目相看。忻口戰役，八路軍一二九師火燒陽明堡飛機場，有力地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八路軍的山地游擊戰，機動靈活，有效地消滅敵人有生力量，更使衛佩服不已。戰役前后，衛立煌在太原、臨汾幾次會見周恩來，相互開誠布公地交換了各自的觀點。他受周恩來影響很深，這是他思想轉變的一個契機。周恩來去武漢后，朱德總司令負責和衛接觸聯系，朱德這位辛亥革命的老將、赫赫有名的總司令，以忠厚長者的風度和親切、誠懇、謙虛、熱情的態度與衛長談，給他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這是引導他樂于和八路軍接近，并使其改變對共產黨看法的第二個人。作為來延安的“高級”客人，衛受到熱情接待。衛對八路軍以“戰地服務團”的工作方式，對部隊進行宣傳鼓動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十分贊賞，決定學習八路軍的經驗，在自己的部隊里成立這種政治工作的組織，以提高官兵的士氣與戰斗力。

后來，他向八路軍要了一名戰地記者趙榮聲(地下黨員)來做他的秘書，趙在他身邊，起到了幫助衛政治上進步的作用。衛立煌參觀延安抗大及其他地方，他看到抗大以至整個延安的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平等、互助、團結的同志式的關系……看到所有生氣勃勃、奮發向上的事物的時候，都感到非常新鮮、敬佩。他受到氣氛感染，發表演講，表示：“今后要繼續和八路軍親密合作，向八路軍學習，和八路軍一道堅持華北抗戰，絕不退過黃河。反對投降妥協，反對倉皇失措、退卻逃跑，收復一切失地！”如果說衛立煌在來延安之前，經過周恩來、朱德的細致、耐心的思想工作，思想已經有了接近共產黨、八路軍的萌芽，那么延安之行后，他的思想就更前進了一大步。

延安之行后，衛立煌有了許多“不同尋常”的表現：在西安，他以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的名義，批發給十八集團軍(1937年9月11日后八路軍的新番號)上百萬發子彈和手榴彈等軍用物資，給予共產黨以有力支援;他學習研究延安出版的書籍，研讀毛澤東《論持久戰》，增強了抗戰必勝信念;他大膽吸取延安抗大的學生到他的部隊中來;消極應付和拒絕蔣介石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內戰命令。

“相機行事”

抗戰期間，衛立煌率部轉戰山西、滇西等地，立下赫赫戰功。史迪威在回憶錄中稱衛立煌是國民黨軍隊中最能干的將領，美國出版的《中國人名大辭典》也稱他為 “常勝將軍”，這種殊榮，在國民黨軍人中實屬罕見。但蔣介石對衛在抗戰中的表現卻不甚滿意，對他在山西作戰時與八路軍的密切關系已有所察覺，所以抗戰勝利后，借口讓他考察歐美，解除了他的兵權。

1947年底，國民黨軍在東北屢遭慘敗，蔣介石打電話給正在法國的衛立煌，令其回國擔任東北“剿總”總司令。衛不知該怎么辦才好，通過蘇聯駐法大使館打電報同中共中央商量，中央給了比較靈活的復電，讓他“相機行事”。他還通過留法左派學生領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發電說：“為了盡快結束中國內戰，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力求與中共合作;因個人環境關系，希望絕對保守秘密。”蔣介石本希望借助衛立煌的軍事才能和威望挽救東北敗局，但他根本沒有料到，衛立煌已經不是原來的衛立煌了。在抗戰中他就曾保證以后再也不打共產黨，甚至曾秘密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考慮到抗戰大局和國共兩黨的關系，當時中央委婉地 轉告衛，到哪里都能為人民做事，不一定非要加入共產黨。

衛立煌到東北后，集中兵力，固守要點。不管各地如何告急，不管蔣介石如何一再電令其派兵解圍，他總是駐守原地，拒不出戰，同時收攬人心，整修工事。他的貌 似積極備戰，頗能掩入耳目。他常對周圍人說：“共軍擅長圍城打援，我們絕不能輕舉妄動，中其圈套，只有積蓄力量，固守沈陽，以待時局變化。”他的這種“靜 待時機”的僵持狀況一直持續到遼沈戰役開始。

戰役打響后，蔣介石讓衛出遼西解錦州之圍，衛卻借口“沈陽只能固守以自保”而不執行蔣的命令。同時強令手下要穩扎穩打，不要做無益的犧牲，對于廖耀湘裝甲 兵團的燃料彈藥供應，不準超過一星期，造成行動遲緩的廖耀湘兵團全部被殲。戰后國民黨在總結遼沈戰役失敗原因時，認為“東北之失陷，基于錦州之失守，由于 沈陽援兵久而不至。沈援之不能速達，在于衛立煌之不能即時奉行命令”。衛立煌“貽誤戎機達13日之久”，“古今中外，除非作亂造**，否則，斷未見有此種 不受節制之將領”。

內戰中，衛立煌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一切可能按兵不動，并利用其地位造成影響，既使東北高級將領們無所適從，也使蔣介石的戰略計劃泡湯，在戰爭關鍵時期配合了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進攻。

“戰犯”回歸

遼沈戰役結束后，衛立煌逃回南京，被蔣介石下令扣押，軟禁起來。通過內戰，衛對蔣徹底失去了信心。衛本來在蔣嫡系中并不得意，征戰多年，卻沒有自己的地盤，自己軍隊又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到頭來仍是光桿司令一個。同時，他也意識到心狠手辣的蔣恐在不久對他不利，準備逃往外國避難。1949年初，蔣介石被李 宗仁、白崇禧逼下臺以后，衛立煌趁機逃出南京，隱居香港，但國民黨特務并沒放過他。1949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國民黨頭等戰犯名單，衛立煌名列其中，他長嘆一聲，說：“我有救了！”蔣介石曾兩次派人游說衛去臺灣或者去國外，均遭到拒絕。衛鄭重地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將來一定回到新中國，等等再說吧。”衛立煌并沒有因為自己名列戰犯而對中共的統戰政策失去信任，這是由于自抗戰以來多次與共產黨人接觸，深知其統戰政策的真誠與偉大。故而，仍于新中國成立的喜慶日子里，不顧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從香港向北京發出熱情洋溢的賀電：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領導，人民革命卒獲輝煌勝利;從此全中華人民得到偉大領袖，新中國富強有望，舉世歡騰鼓舞，竭誠擁護。煌向往衷心猶為雀躍萬丈。敬電馳賀。朱副主席、周總理請代申賀忱。

衛立煌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從電文的措辭，可以看出衛立煌的誠摯心情。

1955年3月，衛立煌在中共的熱情歡迎、周密安排下，終于回到大陸，并發布《告臺灣袍澤朋友書》，用鋒利的言辭，有力地揭露蔣介石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賣國求榮、魚肉百姓、排斥異己的種種罪惡，熱切號召愛國的國民黨將領起義回來，在當時起了很大的作用。這標志著衛立煌的思想轉變又發展到一個新的階 段。

從1938年4月訪問延安，到1955年3月毅然回歸祖國，中間相隔17年時間。這17年間，衛立煌經過反復的實踐與認識，終于找到了正確的道路。

1960年1月17日零時40分，衛立煌在北京病逝，終年64歲。逝世前擔任的職務是：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和民革中央委員。回到大陸后的5年里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統一大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