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生于1654年，去世于1723年。牛頓生于1642年，去世于1727年。牛頓比康熙皇帝大12歲，他們是生活在同時代的人，二人還有相似之處，就是對新知識的興趣。不過，兩人有著根本的不同。牛頓對待新知識是一種信念、一種人生、一種對科學的追求，而康熙皇帝對待新知識是一種好奇心理的驅使。

康熙皇帝對于一些西洋知識的偏好，我們不能忽視這么一個小概率事件，那就是湯若望的進言。湯若望，德國傳教士。出生于德國科隆一貴族家庭，取漢名為湯若望，是活躍于我明清之際的西方著名傳教士。還在大明王朝的l630年進京，繼任已故教士鄧玉函之職，協助徐光啟共同編成《崇禎歷書》，曾獲崇禎皇帝特賜“欽褒天學”匾額一塊。1644年，中國江山易主，滿清入主北京，八旗兵圈地占房，驅趕城中居民。湯若望據守在北京宣武門內天主堂(俗稱南堂)。他上書清帝，懇請仍居原寓，照舊虔修，理由是未竣歷書版片、天象儀器、書籍和教堂禮器等，不能在三日內悉數搬遷，且損壞后難于修復。湯若望遇到了開明的清攝政王多爾袞，第二天便得到旨諭：恩準西士湯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后清于順治二年(1645)頒行新歷——《時憲歷》，并任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五品官)，類似于我們今天的中國天文臺臺長兼國家氣象總局局長。湯若望深得順治皇帝福臨賞識，尊稱湯若望為“瑪法”，滿語意為“尚父”。順治病危時，議立嗣君。順治帝因皇子太小，想立皇弟為君。皇太后的意思是立皇三子，今天看來就是相當于還拽著父母衣襟要巧克力吃的適齡少年兒童，8歲的玄燁。當時湯若望秉持科學精神向順治進言，玄燁出過天花，現身體已康健如常，可終生免疫，宜立玄燁為君。這恐怕是古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外國人干涉中國大政，而且干涉的那個好啊還真值得我們慶幸！依據康熙帝與孝莊皇太后的親密關系，我們有理由猜測康熙帝知道湯若望的進言，愛屋及烏，開啟了他對近代西洋知識的好感之情。1669年，康熙帝在剪除鰲拜勢力親政后，和孝莊皇太后攜朝中大臣，親臨湯若望墓地，按照中國禮俗悼祭他，之前稱他“鞠躬盡瘁”，“恤死報勤”。

1688年11月18日，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就是牛頓發表其巨著的前一年，英國發生革命，完成資產階級革命。康熙帝在紫禁城親切接見來自法國的“國王數學家”洪若翰、張誠、白晉、劉應等五位耶穌會傳教士，他們是以法王路易十四的數學家身份、經過三年長途跋涉抵達北京的。五年后即1693年，康熙帝身患多年的尼疾，洪若翰、劉應用西藥奎寧(金雞納霜)治好他的病。康熙大悅，將原輔政大臣蘇克薩哈的府邸及附近一塊地方賜給他們，以建立天主堂用，這又大大刺激了康熙帝對傳教士們帶來的西洋知識的興趣。后據白晉描寫：“康熙皇帝精通了幾何學原理，取得了很大進步，以至于一看到某個定律的幾何圖形，就能立即想到這個定律及其證明。”“有時他親自用幾何方法測量距離、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寬度”。他簡直可以和他的洋老師們比肩而坐探討問題，而康熙帝更感興趣的則是法國人帶來的天文望遠鏡，他把它們擺放在自己的房間里，可以說是愛不釋手。法國科學家巴斯加于1642年發明的手搖計算機，康熙皇帝令傳教士為他仿制成功，以便于計算。1713年康熙帝指定皇三子胤祉組織成立“蒙養齋算學館”，館址設在暢春園，它被譽為中國的“皇家科學院”。在此之前的1662年英國倫敦皇家學會、l666年的法國巴黎皇家科學院相繼成立。英王、法王、康熙帝，同屬封建時代的帝王，但是中國的皇家科學院隨著康熙的逝去而煙消云散，英、法兩國的則源遠流長，直到今天。不過蒙養齋并非只拿經費不結果的衙門，它融匯當時西方科學成就，編撰成了包含有天文數學樂理等內容的、中國科技史上高水平的總結性巨著《律歷淵源》。

但是令當時在華西方學者也想不到的事情出現了，l715年，就是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在科舉考試中出現任何與天文歷法有關的內容，也不允許主考官和考生涉及這些內容，這些近代科技的前哨人馬成為皇帝自己的一個業余愛好把玩把玩而已。三年后的l718年，在康熙帝主持下，傳教士和大清學者型官員們不辭辛勞完成了一幅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它采用當時先進的經緯網、梯形投影法制成的地圖，令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贊嘆道：“它不僅是亞洲所有地圖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當時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更精確。”直到1934年，它一直是我國編繪各類地圖的主要藍本。當年法王路易十四在看到他的《法國地圖》后，不無幽默地說：“先生們，你們把我的王國砍掉了三分之一。”而我們的《皇輿全覽圖》之后被深鎖紫禁城，對于西方的新知識，康熙帝提出“節取其技能，而禁傳起學術”的基本原則，大清對科學的探求也就瞬間即逝。法國科學史家詹嘉琳認為，中、法兩個最高級別的科學機構，“一個是為了取得新發現，一個是為了整合舊知識”，可謂一語中的。康熙帝還大規模地主持編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明史》等共計60余種，2萬余卷圖書，為保存和弘揚中國古代文化做出了貢獻，這也成為盛世功勞簿上的一筆。而對于康熙皇帝，前國民黨大老邵力子于l944年這樣評價道：“對于西洋傳來的學問，他似乎只想利用，只知欣賞，而從不注意造就人才，更不注意改變風氣;梁任公曾批評康熙帝，‘就算他不是有心窒息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據我看，這‘窒息民智’的罪名，康熙帝是無法逃避的。”處在相同起點上的大清不僅不在闊步前進，一個令人作嘔的轉身舉起了鉗制思想的屠刀。

1684年11月，英國著名天文學家哈雷前往劍橋大學拜會牛頓教授，將使世界震驚的那一年。康熙首次南巡北返，路經山東曲阜，親自拜祭孔廟，并行“三跪九叩禮”，奉孔子為“萬世師表”，我們今天一說起教師，就說人家是為人師表的，也許與此有關。康熙帝會見了孔子的第64代孫、古典戲劇《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并關切地詢問了他的年齡、學業和家世，合影留念估計是沒有條件，后人補繪一張《孔尚任引駕圖》以資紀念。康熙帝謙虛地聽孔尚任講述完《大學》首章后，連連贊嘆，并對陪同視察的近臣說：“皇宮內的國學教授不如尚任講得好”“此等人才宜破格任用”。不久朝廷部文來到，“從優升授國子監博士”，應該相當于我們今天的社科院院士。四年后，任戶部員外郎(超編制的戶部官員，六品或七品銜)，從此孔尚任步入仕途。這令孔尚任感激涕零，因為他曾參加科舉考試，在山東鄉試中名落孫山，看來類似于沒有通過我們今天的高考預選。不過“無心插柳柳成蔭”，孔尚任憑借一出“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的戲劇《桃花扇》躋身于我國古代優秀戲劇作家的行列。康熙皇帝尊孔的大動作還沒完，按余秋雨先生在《一個王朝的背影》中的描述是：康熙朝“奇怪地流瀉出一種壓抑不住的對漢文化的熱忱”。康熙二十六年，即1687年，就是牛頓發表其巨著《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當年，康熙皇帝為在山東鄒縣的孟子廟親筆題詞：“孟子廟碑”;大力提倡程朱理學，使得程朱理學成為康雍乾三朝的絕對主旋律，朱熹說：“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康熙皇帝為《朱子全書》作序時強調：“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雍正帝追封孔子的五代祖宗為“王爵”;為避孔子諱改“丘”字為“邱”，“邱氏家族”是否源于此，還待考據學派傳人去弄吧;雍正皇帝好談佛法，曾白號“圓明居士”。乾隆帝九次南下曲阜朝拜孔廟，并將與圣賢皇后所生女兒嫁給孔子第七十代衍圣公孔憲培為妻。有次他前來拜祭孔子，看望女兒，為孔家六代同堂而高興，題字“六代含飴”，意為六代人其樂融融，就像嘴里含著高粱飴糖(當地特產)一樣甜蜜，“六代含飴”的高粱飴糖至今還在曲阜大街小巷包括孔府內叫賣。

如果你認為我們的大清王朝永遠就是這么溫文爾雅，永遠有高粱飴糖吃，而沒有吃人的伶牙俐齒，那就有點不成熟。l733年1月，大清雍正十年十二月，浙江崇州的一個不起眼的小山坡上，一群兵勇飛奔而來，他們撲到一座長滿蒿草的墳頭上，拿出鐵鍬，一頓狂拋。一具白骨被拋撒在了光天化日之下，全然不顧中國傳統文化所強調的死者入土為安的祖訓。在一陣刀斧之下，白骨化為了齏粉。死者名叫呂留良，已故去50年，生前主張反清復明，曾作詩言志“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這位理學人士哪曾料到死后遭此待遇，而他的在世親族或被斬殺或被充軍，家中女眷一律抹去戶籍、貶為奴隸，正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又有乾隆年間，今河北一知識分子智天豹，本想拍拍馬屁，歌頌大清王朝國運長久，編寫《大清天定運數》一書，只因寫到乾隆五十七年，書中還不避康熙皇帝玄燁的廟號“圣祖”，被認為“罪大惡極”而處死。如此種種，不勝枚舉，是為“文字獄”，即因文字買禍之意，要命的是并不全因知識分子批判朝廷，許多案子來自于朝廷的歪曲猜測，就可以將你殺頭。它橫貫康雍乾三世，從1661年康熙即位算起到l796年乾隆退位止，約l35年的光景，據不完全統計，大小案件有九十多起，它所要收拾的對象不僅是一些窮書生，還波及到朝臣大員中去。為什么是這樣的一段時間呢？因為平定“三藩之亂”后，從軍事上再也無人能挑戰皇權，皇帝需要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做做工作保家衛國;而大清自嘉慶道光年間起，國運衰微，嘉道兩人也沒有了康熙帝的雄風，常以“守成”自居，日漸放松對書生的控制。但是這一政策的惡果卻源遠流長，知識分子人人自危，大清舉國上下只有一個愚笨而又自以為是的腦袋，再也不知道開拓創新的意思，雖然很有利于安定團結，而事實上等同于飲鴆止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