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以職業(yè)軍人而成為大宋帝國的開創(chuàng)者，職業(yè)的敏感令他對國家首都選址上的致命危機看得十分透徹。他也曾試圖以遷都洛陽來化解危機，然而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種種不可預知因素的羈縻下，趙匡胤的努力付與東流，沒能化解國家的致命危機，留下了終生憾事。

1、為何遷都？

公元976年三月，宋太祖趙匡胤留大臣沈義倫、王仁瞻留守東京汴梁，自己則率晉王趙光義等群臣前往西京洛陽。此時的宋王朝已經統一了除北漢以外的整個中華，實現了晚唐以來二百多年未有的大一統局面。盡管北方仍有強鄰契丹，但北宋開國十六年來，國力日強亦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一手開創(chuàng)北宋基業(yè)的趙匡胤卻有著一份難得的清醒與憂患，職業(yè)的敏感令他深深意識到宋王朝首都的選址存在致命危機，因此趙匡胤提出遷都洛陽。宋太祖遷都洛陽的想法絕非心血來潮，主要基于如下考慮：

第一，幽云十六州的丟失迫使宋太祖必須認真考慮首都的選址。幽云十六州是中原農耕民族賴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屏障，戰(zhàn)略地位極為重要。歷史上，從春秋時的燕、趙開始，幽云十六州歷來是阻擊南下胡馬的地理要沖，故幽云十六州在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公元936年，著名的兒皇帝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之地割讓給契丹，中原門戶從此洞開。由于沒有幽云十六州的戰(zhàn)略屏障，中原王朝北部邊防長期無險可守，契丹鐵騎可以輕易馳驅于坦蕩如砥的華北平原，晝夜之間即可飲馬黃河，直指汴梁。宋朝開國后，趙匡胤至死不忘收復幽云故地，但鑒于契丹的強大，北宋并無必勝的把握，故趙匡胤對北向用兵一直持謹慎態(tài)度。這個微妙的心態(tài)進而對首都的選址產生了深深的影響。如果把北宋王朝比喻成一個家庭，那么幽云十六州就是家的大門;既然大門掌控在別人手中，臥室門就必須要異常堅固，否則家是非法住的。這或許是趙匡胤遷都的潛意識原因。

第二，北宋首都汴梁的選址存在致命劣勢。自古以來首都的選址要通盤考慮軍事、經濟、地理等要素。軍事上要求首都所在地既能制內，又利于御外;經濟上要能基本解決物質需要;地理位置上要求首都位于王朝管轄范圍的中心地區(qū)，或有通暢的水陸交通線路通向四面八方，同時要有天然屏障、形勢險要。北宋首都汴梁的主要的優(yōu)勢是居“天下之要會”，汴水河渠連接江淮等地，經濟富庶，但其缺點是軍事上地處平原，無險可守，難以御外。汴梁在歷史上歷來是四戰(zhàn)之地，戰(zhàn)國時魏國即定都于此，但熟悉戰(zhàn)國歷史的人們都知道，魏國的最終亡國，首都汴梁不得地利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汴梁作為經濟中心可行，但作為政治軍事中心條件尚不完全具備。

第三，洛陽成為首都的先天優(yōu)勢。洛陽的地理位置比開封優(yōu)越得多。從地形上看，洛陽不僅位居“天下之中”，且坐擁山川之險，四周群山環(huán)繞，背負邙山，面臨洛水。東有成皋，西有崤函，北通幽燕，南對伊闕，“河山拱戴，形勢甲于天下”。同時，洛陽交通便利，漕運便捷，歷史上素為建都首選，號稱“九朝古都”。正因為如此，宋太祖才有了遷都洛陽的念頭，其出發(fā)點乃是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他認為建都于洛陽，既有利于防守，還可以省去大量冗兵，減輕國家的負擔。后來范仲淹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說：“洛陽險固，汴為四戰(zhàn)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陽。”

第四，省掉冗兵，減輕國家負擔。由于開封無險可守，保障首都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兵力補足，以代替山河之險。這樣，勢必造成大量冗兵云集京師。同時，也大大增加了開封對外來物資運輸的依賴，迫使國家不得不把大量財力物力用于運輸物資。長此以往，就造成政府負擔沉重，百姓困于徭役。而遷都洛陽，利用山川形勢拱衛(wèi)首都，就能節(jié)省很多兵力。歷史上眾多朝代之所以定都洛陽是有道理的。

2、反對意見

然而，宋太祖遷都的想法遭到了大臣們的一致反對，氣得趙匡胤索性住在洛陽不走了。最后，趙匡胤的弟弟——后來的太宗趙光義親自跑來勸說，針對洛陽利在有險可守的說法，趙光義說：“在德不在險。”史書記載趙匡胤對這句話是默然不答。趙光義離開后，趙匡胤對左右說：“晉王(即趙光義)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5個月后，趙匡胤在燭影斧聲中突然辭世，遷都之議遂就此作罷。如果僅從自然條件上比較，洛陽和汴梁作為國都的優(yōu)劣是顯而易見的，而滿朝文武一致反對遷都，顯然有其他原因。這些原因，既有客觀的一面，也有主觀的一面。

很多大臣認為洛陽由于唐朝后期的連年戰(zhàn)亂，城市凋敝，經濟困難，軍糧不濟，實難作為國都。而汴梁乃當時鎖控南北水路交通的咽喉、南糧北運的必經之地。五代時，汴梁先后為后梁、后晉、后漢、后周四國之都，不但城高池深，而且商業(yè)繁榮，頗具帝都風范。應該說，這個觀點是很客觀的。但是，有些大臣持反對意見，就不那么客觀了。一是大臣們此安居汴梁多年，田產、地產等主要家當都在此，大都市經濟繁榮，生活安逸，大家當然不愿意放棄汴梁良好的生活條件，而遷居比較艱苦的洛陽。二是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早有謀位野心，此君作了十幾年的開封府尹，培植了大量的親信勢力。遷都之議對趙光義來說無異于釜底抽薪，所以他當然要竭力反對。而大臣們不明就里，也幫他制造輿論。5個月后，正值壯年的趙匡胤詭異死亡，從側面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宋太祖遷都之議乃是打草驚蛇了。

3、嚴重后果

我們站在后來者的角度就會發(fā)現，趙匡胤考慮得比較全面，比群臣和趙光義更有眼光。趙匡胤死后，志大才疏的太宗趙光義上臺，只不過他當初他那句“在德不在險”于國于民都狗屁不值。面對契丹、西夏、金等強敵，汴梁如同極易被破門而入的富家庭院，憂患重重。既然汴梁無險可守，保障首都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兵力以代替山河之險。北宋初年，全國兵員為37.8萬人，其中駐守京城的禁軍為19.4萬人。僅僅過了幾十年，到宋仁宗時期，全國兵員就猛增到125.9萬人，禁軍達82.6萬人。由此可知，《水滸傳》中稱林沖為80萬禁軍教頭，并非虛言。空前龐大的軍隊消耗了北宋十分之九的財力。趙匡胤“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的預言應驗了。

同時，隨著冗兵的激增，供養(yǎng)汴梁的物資大大增加，不得不持續(xù)不斷挖運河、疏通運河。宋太祖意識到京師依賴運河供給并非長久之計，“煩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耳。”但由于遷都計劃受阻，運河的開挖和維護便成為北宋自始至終的國家大事，由此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

這樣，就造成了天下大部分財富集中在汴梁而其他地方卻越來越窮困的局面。正如宋太祖所預料的，北宋中期以后，政府經常入不敷出，龐大的軍費開支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過氣來，財政上的“積貧”和軍事上的“積弱”成為不可挽回的趨勢，成為國家滅亡的根本原因。所謂北宋“積貧積弱”，就是如此。總之，想徹底解除北宋的后顧之憂，最好的辦法唯有擇地遷都，據險固之地而立都。只可惜，宋太祖的遠見卓識未能得到多數大臣的理解。于是，先天的不足，再加上后天的懈怠，導致北宋無力阻擋外敵的入侵，公元1127年汴梁被金軍攻陷，北宋滅亡。回望這段歷史，教訓何其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