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本女記者手下揭開日軍731部隊的成立內幕

日軍731部隊在二戰期間犯下了滔天罪行，該部頭目石井四郎中將卻在戰后逃脫了懲罰，將許多秘密帶入墳墓。日本女作家青木富貴子以石井的筆記為線索，尋訪了一批了解731部隊內情的當事人，查閱了大量新解密的原始資料，詳細剖析了日本細菌戰計劃的來龍去脈。

以“防疫”旗號為掩護

1935年，從歐洲游學歸來的石井四郎還是二等軍醫正(中佐)，3年后飛快地晉升為軍醫大佐。二戰結束后的1955年，石井四郎在為其教官清野謙次守靈的那天夜里，罕見地講述了自己部隊的情況：

“政府業已確定要制定國家百年大計：保護將士健康，減少死亡率和患病率……在這種情況下，先是在陸軍軍醫學校設立研究室，再在中國華南以中山大學為中心，由內而外逐步設立研究所，最終設立了324個研究所。結果是，傳染病及傳染致死率下降，日本大藏省十分欣喜，得出結論：如此情況，可以繼續擴展下去。因此，我得以在哈爾濱建立了一個設施齊全的綜合大學研究所，里面有電氣火車，也有飛機，在那里非常投入地從事研究。”

所謂“在中國華南以中山大學為中心”設立研究所，就是指日本軍隊以武力占領華南的廣東中山大學，在那里設立“華南派遣軍”。同時，日軍在北京設立了天壇中央防疫所;在占據南京中央醫院后設置了防疫給水部。至于在哈爾濱附近平房(地名)設立的機構，原名為“東鄉部隊”，后對外改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

“石井機關”遍布中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揭開了中日戰爭的序幕。第二個月，上海派遣軍的戰斗部隊發生食物中毒，不少士兵飲用了受霍亂菌污染的河水而死亡。石井四郎接到匯報后，立即給陸軍部和參謀本部打報告，并四處游說對戰斗部隊提供凈水的重要性。數天后，他便向上海派遣軍運送了5臺“石井式”濾水機和200名給水部隊人員。不久，這種濾水機被正式批準為陸軍的“衛生濾水機”。很快，日軍組成了18個“師團防疫給水部”，在各條戰線前方從事防疫給水業務。這些部門，加上由平房派往各地的分部，被統稱為“石井機關”。

做“國內不能做的事情”

需要指出的是，事實并非如石井四郎所說的那樣，由于傳染病及傳染病死亡率下降，一個“巨大設施”才得以在平房建成。反而是顛倒過來——先是平房設施建成，而后由于盧溝橋事件爆發，各防疫給水部的數量才急劇增加了。我們可以從石井四郎的講話中看出他有一種嗜好，即：為了夸大傳染病減少和傳染病死亡率下降的業績，不惜歪曲事實。然而，我們切不可因此疏忽了講話中的另一個細節：“在這方面，日本陸軍請求國內所有大學做的事情有兩種：能做的事情和國內不能做的事情。對此，軍隊是經過多次會議才做出決定的，而且，對于國內不能做的事情要另外想方設法……去中國東北北方就能做了。陸軍遂決定在那里設立研究所。”

石井四郎選擇了遠離日本國內、歐美各國根本關注不到的中國東北，在那里進行《日內瓦議定書》所禁止的細菌武器的研制，這讓陸軍部十分認同。日本陸軍省認為，研究中國東北的地方病以及研制疫苗，是設想中的對蘇聯作戰所不可或缺的。不過，石井考慮的“國內不能做的事情”，其意思不僅限于這些。他主張，在國內倫理上不允許的事情，在中國東北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他就是憑借“國內不能做的事情”這等理由，才得以讓軍部同意在中國東北建立一個大型研究設施。

為了保守“國內不能做的事情”的秘密，平房設施內被隔離的特設牢房交給特別班管理，石井四郎的二哥剛男親自指揮。為工程建設而征召來的加茂村民成了特別班成員，身穿白大褂，腳蹬長筒膠靴并佩帶手槍，以非同一般的裝束負責監視。就這樣，731部隊在中國東北的原野上誕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