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在北平軍分委委員長，張學良的大力舉薦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任命宋哲元為察哈爾省的主席，察哈爾雖然地狹人稀，但畢竟是個落腳之地，正是在塞外名城張家口，二十九軍擴編為三個師，二十九軍第二次大發展是在1935年年底，冀察政委委員會成立之后，當時二十九軍不僅從規模上迅速擴容，裝備被也令人刮目相看，士兵普遍使用捷克式步槍，排長用德式伯格曼沖鋒槍，連長每人一支二十響駁殼槍，每班配備子彈筒兩門，槍流彈兩支，捷克式輕機槍一挺，全師共裝備輕機槍七百余挺，比中央軍甲種師編制多出一倍多，由于訓練水準的提高，以及武器裝備的改善，此時的二十九軍，戰斗力在中國的軍隊中也是排在前幾名的位置，然而，二十九軍的現代化程度和對手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并非表現在硬件方面，比如日本醫生矢原謙吉，受邀觀看二十九軍軍事演習，結束后，在宋哲元的一再要求之下，矢原醫生和二十九軍的將帥們，共進晚餐之后，才乘車返回北平城里，對于宋哲元堅持請他進餐之后，再回城，矢原謙吉呢一直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后這個謎團由他的好友，著名作家張恨水解開了，張恨水對矢原謙吉說，這頓飯是北平一個大飯莊準備的名曰“凱旋餐”。

餐飯的配置別開生面，是用韭黃加韭菜再加肉絲，配上少許花生米，合而炒之，出鍋之后，覆蓋在荷包蛋的上面，據張恨水說，之所以采用韭黃和韭菜，是取和諧音“二九”，象征二十九軍，花生米又名長生果，“長生”“常勝”兩音相近，荷包蛋象征著日本的旭日旗，二韭加花生也就是長生果，壓在荷包蛋之上，表示日本一定會被常勝的二十九軍所擊敗，由于“凱旋餐”預示著吉兆，二十九軍的將佐，因此紛紛前往就餐。

相比二十九軍的精神勝利法，日本人卻在扎扎實實地備戰，隨著1936年華北駐屯軍的擴充，第二年春天，大批關東軍也從東北調遣入關，平津間的日軍呢是陡然增加，從1937年4月下旬開始，華北駐屯軍在平津近郊，也開始了頻繁的戰斗演習，六月駐屯軍又展開了以攻擊盧溝橋奪取宛平城為目標的晝夜演習，6月21號華北駐屯軍緊急成立了臨時作戰科，一切跡象表明，日本軍方正在積極備戰，中日之間的一場大戰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