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確，在民國抽鴉片煙固然是不良嗜好但是和今天的“吸毒”有本質區別。不少民國知名人士都有抽鴉片煙，比如大公報主筆張季鸞就有此愛好。因此決不能把張自忠將軍民國時期確實曾抽過鴉片煙和將軍的人品、能力、歷史貢獻掛鉤。

那么，張自忠將軍是在什么時候開始吸鴉片的呢？

蘭臺查過資料，西北軍時期以及二十九軍早期，張將軍都無此愛好。最早能查到張將軍開始抽鴉片煙的記錄是在1935年年底——

1935年12月9日，冀察政務委員會即將成立，偽蒙軍李守信部突然要進駐長城以北的察東六縣，并已向沽源、寶昌兩縣進發。代理察省主席張自忠守土有責，即下令當地保安團隊抵抗。保安團長樊侖山率部擊退了偽蒙軍，守住了沽源，受到張自忠的嘉獎，但寶昌縣的保安團長李克昌(張自忠任學兵營長時的老部下)卻丟失防地，張下令將李扣押判刑。張準備調三十八師增援，阻止偽軍進入察東，為宋哲元制止。于是，察東六縣淪陷，當時稱為察東事變。張自忠于10月開始代理察省主席，12月12日剛獲實任，卻已背上了喪失國土的惡名。

據著名歷史學家李泰棻回憶“察北(長城以北都叫察北)有幾個縣被偽蒙軍強占了，張自忠到我那里，神色失常，雙目紅腫，只是嘆氣，默無一語。我問他為了什么，他說：日本指使偽蒙軍隊，強占沽源等縣，這明明是日軍進行侵略，無理欺壓。不打吧，我有守土之責;打吧，宋委員長又不準，軍人又必須服從命令，硬打又屬犯上，只有自殺，才是出路！”

可見，張將軍是因察東六縣丟失，收復失地又被上級制止;自己身背“賣國”罵名，為排解心中苦悶才開始吸食鴉片的。而且不久之后，張將軍就醒悟過來，知道抽鴉片煙于事無補，很快就請日本大夫矢原謙吉幫助戒除。矢原在記錄張自忠戒煙經過時是這么描述的“x師長屢次爽約…反觀張自忠，雖亦一度成癖，而叱咤之間，立戒無余，固男兒本色也。”

況且張將軍盡管這段時間染上這等不良嗜好，但是并未荒廢軍備。據《徐永昌日記》記載，二十九軍退出平津后，在河北能認真做工事者，也只有三十八師，其余幾個師對工事根本沒有興趣。張將軍之操守可見一斑。

張自忠將軍第二次開始吸食鴉片是在淞滬會戰時期，當時他為顧全大局，在北京與日寇周旋，在當時抗戰氛圍下不為國人理解，面對滔滔罵名，張將軍以吸食鴉片排解心中苦悶，實屬正常。

張克俠在日記中記載了張自忠將軍此時吸食鴉片的情況：“今往見藎忱(張自忠)師長，其貌憔悴，心緒不佳，聞已染嗜好，誠為可嘆，宴安鴆毒真不虛也。余勉以自重自珍，來日方長，是非可明，彼有惜別之意。良將難求，余當助之。”

至于有人用《李宗仁回憶錄》里的片段來指責張自忠將軍，只要我們把李宗仁回憶錄涉及張自忠將軍吸食鴉片部分引用完全就可知真相究竟如何：

如張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團軍積習亦深，軍中煙賭，習以為常。甚至張總司令本人及其部下師長劉振三等均有煙癖。他們沾染于舊社會的傳統惡習，受毒已深，戒除不易，我也雅不愿當面訓斥，使其難堪。一次，我親赴襄河西岸荊門張部防地檢閱，集合部隊訓話。略謂：我們軍人在此國難期間，為國家、民族圖生存，個人的生命均隨時準備犧牲，難道我們還沒有勇氣與決心來維持軍紀嗎？但是煙賭兩項，實是軍中的大忌。這兩項如不能戒絕，我們還說什么殺敵報國呢？訓話檢閱之后，我便離開張軍他去，只望其聞言內疚，逐漸改正。

孰知張自忠是個血性漢子，他聽了我諄諄開導，自覺慚愧萬分。我離去的翌日，自忠便集合他的部隊訓話，以革除惡習，誓死報國的大義勖全軍將士。最后，自忠大聲問：“昨天李司令長官對我們的訓話，你們聽到了沒有？”

全軍將士大聲同答：“聽到了！”

自忠又問：“戒除煙賭嗜好，你們做得到，做不到？”

將士又大聲同答：“我們做得到！”

自忠說：“我們要做，應先自我總司令和軍長、師長做起。”便命副官將他的煙具拿出來，當眾搗毀。并宣布，此后軍中官兵有煙癖的，若不自動戒除，即依軍法懲治。因而第三十三集團軍中原已發展至無可救藥的煙賭兩項惡習，數日之內，竟根絕無遺。而戒煙后的張自忠，未幾竟身先士卒，戰死沙場。凡此均可見中國軍人坦率、忠誠的可敬可愛，以及“師克在和”一語意義的重大。

由上可知，李宗仁回憶錄里這段關于張自忠將軍吸食鴉片的記載其本意是贊賞張自忠將軍革除惡習，誓死報國的大義，哪里是什么指責張自忠將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