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末以來，中國國防和軍隊改革加速推進，明確了“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原則，在改革過程中，立足中國國情軍情的實際至關重要，借鑒國際先進經驗也能起到助推的作用。如何理解“戰區主戰”和“軍種主建”，如何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海灣戰爭經驗可以提供有益的啟示。

1990年8月，伊拉克全面入侵科威特，并不顧國際社會強烈反對而拒絕撤軍。1991年1月，以美軍為主的多國部隊在完成代號為“沙漠盾牌”的緊急趕赴沙特阿拉伯布防任務后，發動代號分別為“沙漠風暴”和“沙漠軍刀”的空中和地面攻勢，沉重打擊伊拉克軍隊并解放科威特。

在歷時42天的“沙漠風暴”行動中，以美軍為主的多國部隊空中力量通過38天的連續空中打擊摧毀了伊拉克的軍事指揮控制系統和通訊中心，全面壓制了伊拉克的防空系統，對伊軍地面部隊造成沉重打擊，而在最后4天的地面戰中，以美軍裝甲機械化部隊為主的多國部隊地面力量始終掌握戰役主動權，成功迂回包抄并且重創了集結在科威特及伊拉克東南部的伊軍地面部隊主力，其中包括裝備精良的所謂“共和國衛隊”，完全實現了解放科威特和對伊拉克軍事力量進行懲罰性打擊的戰略目標。

從國際政治的視角來看，爆發于冷戰末期、新舊國際秩序交替關鍵階段的海灣戰爭，不僅彰顯了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而且為中東地區局勢演變注入了新的動力。然而，在軍事領域，海灣戰爭具有更為重要的劃時代意義，其集中體現了在美蘇冷戰時期長期軍備競賽的推動下，美國常規軍事力量建設所取得的成果，例如隱身技術、精確制導技術、電子計算機等新技術，以及各軍兵種和聯合作戰理論和戰法的發展，聯合作戰指揮體制的建立與運作。可以說，海灣戰爭為后冷戰時代各大國的常規軍事力量建設指引了方向，引領了后來新軍事革命的先聲。

美軍軍改奠定“打贏”基礎

二戰之后，基于歷次戰爭和應急行動的經驗教訓，美國的軍事體制不斷調整。其中影響較為深遠的包括1947年的《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正式設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等戰略決策機構和職能部門。1958年的《國防部改組法》則初步分離了各戰區司令部和軍種部的職能。

而在1986年，《戈德華特-尼科爾斯法案》成為近三十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改革。這一法案明確了從總統、國防部長到戰區的指揮鏈，進一步強化了戰區司令部對于配屬給本戰區的各軍兵種部隊的作戰指揮權。同時根據該法案，軍種部的主要職責是負責軍種部隊的日常裝備、建設與管理。通過以上改革，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美國的軍事體制初步具備了“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特征。

毫無疑問，海灣戰爭成為這一體制所經歷的第一次重大戰爭考驗。

海灣地區處于美軍中央司令部的責任區，這一司令部是冷戰時期成立最晚的戰區司令部。20世紀70年代末，蘇聯入侵阿富汗、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在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下，美國于1980年組建應對中東局勢的“快速部署聯合特遣部隊”。1983年，美國國防部將其升格為中央司令部，劃定了包括19個中東和海灣國家在內的任務區，并指定了戰時配屬部隊。中央司令部因此成為與太平洋、歐洲等戰區司令部平起平坐的聯合作戰司令部，由四星上將指揮。

然而，與其他戰區不同的是，中央司令部成立時，美國并未在中東地區獲得永久軍事基地，中央司令部只能設在位于美國本土佛羅里達州的坦帕，其下屬的海軍司令部則設在夏威夷。兩伊戰爭期間，美國為了維護海灣石油運輸戰略通道的安全，臨時加強了海軍兵力部署，為通過戰區的油船護航。但戰爭結束后，美國在本地區的軍事部署迅速收縮。1989年，美國陸軍上將諾曼·施瓦茨科普夫自愿接任中央司令部司令時，很多上級和同僚都對他不選擇其他更重要的崗位一展身手而感到困惑，足見中央司令部在美國軍事戰略中的邊緣地位。

施瓦茨科普夫到任后即開始重新評估戰區所面臨的綜合態勢，修訂應急作戰計劃。經過調研，施瓦茨科普夫判斷，伊拉克已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最大潛在威脅。在國防部長切尼和參聯會主席鮑威爾的支持下，他說服高層決策者在新的戰略規劃中加入這一判斷。中央司令部的作戰計劃修訂也隨之啟動，并在海灣危機爆發前夕實施推演。雖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時，新版作戰計劃修訂并未完成，但畢竟為戰時應急反應打下基礎。

戰時指揮與協調確保新體制運行

軍隊改革能夠建立新體制，搭建新架構。但是，和平時期設想的體制與架構，肯定不可能在戰時事事如意。這就需要決策者在戰時進行各種協調與指揮。

在美國決策者制定應對海灣危機的戰略和實施過程中，中央司令部發揮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伊拉克對于科威特的突然入侵出乎美國決策者的預料，而中央司令部根據掌握的情報和已有預案，在第一時間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供了詳盡的態勢分析與評估，以及具有可行性的軍事反應選項。老布什總統因此下定決心向海灣部署美軍，在外交上說服沙特政府接受美軍進駐布防后，迅速授權中央司令部開展“沙漠盾牌”行動。

在“沙漠盾牌”行動完成之后，美國高層希望依托當時手中兵力將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施瓦茨科普夫并沒有附和這一想法，而是通過詳細論證指出，面對戰區內數十萬伊軍，現有兵力無法迅速完成這一任務。布什總統最終接受了施瓦茨科普夫的提議，決定向海灣增派一個重裝軍和海空力量，確保了“沙漠風暴”行動中美軍在火力和戰力上的壓倒性優勢。在地面進攻發起和結束的時機選擇上，施瓦茨科普夫則根據政治外交考慮克服了短時間內將參戰部隊及裝備補給部署至待命地域的困難，按時發起攻擊，在攻擊進展順利的情況下，接到命令即停止追擊，做到了“令行禁止”。

海灣戰爭雖然在中央司令部責任區內進行，但其他戰區并未坐視不顧。自“沙漠盾牌”行動展開后，美軍作戰命令隨即規定，中央戰區的受援戰區，歐洲戰區、太平洋戰區等為支援戰區，必須根據中央司令部的需要提供各種支援。美軍第一批運到沙特的重裝備來自印度洋基地。而為了發動攻勢增派的重裝部隊都來自于本土和歐洲戰區。歐洲戰區甚至與新近改善關系的東歐國家聯系，為中央司令部籌措坦克等重裝備所需的拖車。

與以往美軍參與的局部戰爭相比，海灣戰爭期間，中央司令部在聯合作戰指揮方面也取得了新的突破。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軍陸空聯合作戰指揮與協同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但海軍與其他軍種的指揮和協同問題卻未取得實質進展。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海灣危機爆發后，美國向海灣部署的海軍兵力大幅增加，海軍決定讓第七艦隊司令兼任中央司令部海軍指揮官，但該司令拒絕將海軍指揮所設置在中央司令部前進指揮所周邊，堅持在“藍嶺”號指揮艦上進行指揮，并且同時處理第七艦隊相關行政事務，這也影響了中央司令部的運作。

在危機期間，美國海軍甚至還依照日常規定對海軍指揮官進行輪換。幸運的是，新上任的海軍指揮官最終采取了積極合作的態度，接受了中央司令部對于戰區空中作戰的統一指揮，改變了越南戰爭時期空軍、海軍航空兵作戰多頭指揮的狀況，使海空聯合作戰指揮得以實現。

平時建設是戰時基礎

美軍軍兵種部門的建設工作同樣為海灣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這其中，除了裝備和兵力發展以外，戰法訓法創新也十分關鍵。

越戰之后，美國陸軍在總結教訓時注意到，自二戰開始的歷次戰爭中，美軍參戰初期必吃敗仗，原因在于部隊的訓練缺乏實戰化。20世紀80年代，美軍建立歐文堡國家訓練中心，所有陸軍作戰部隊需要輪流到該基地與采用蘇軍裝備和戰法的“假想敵部隊”進行對抗演習并接受嚴格的導調和評估。海灣戰爭結束之后，很多美軍參戰部隊軍官指出，歐文堡讓他們為戰場做好了充分準備。

同時，在歐文堡進行的演習還是在20世紀80年代創新戰法“空地一體戰”理論指導下進行的。美國海軍在80年代中期提出的“海上戰略”也強調對于敵方瀕海和縱深目標實施遠程和空中精確打擊。最后，軍種部還參加了海灣戰爭作戰計劃的擬定。

海灣戰爭的經驗體現出，“軍種主建”是“戰區主戰”的基礎，“戰區主戰”并不意味著軍種不問戰，只抓裝備預算與日常管理。建設工作同樣要從實戰出發，積極投身戰法訓法創新，為戰區提供“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作戰力量和指揮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