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3日凌晨，湖南長沙在“焦土抗戰”“以空間換時間”的名目下，蒙受過一場可與1812年俄軍統帥庫圖佐夫火燒莫斯科之舉相類似的吞城巨災。如今看來，“焦土抗戰”固然屬于國民政府謀求抗日的一種手段，但受焦蒙難的終究還是蕓蕓大眾。

在統治者決定“不資敵用”而實施焚城方案之前，廣大長沙市民事先卻一無所知，許多生靈要么為火海所吞噬，要么帶著身與心的劇痛，離鄉背井，艱難地求生于亂世，一如開封花園口決堤之后的無數黎民飽經水患之苦，不僅哀鴻遍野，無家可歸，而且求告無門，欲哭無淚。試問：這樣的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想著和代表著曾經被梁任公所贊嘆也被孫逸仙所推舉的國民？

近代國人備受欺凌，無疑與晚清以降的歷代統治者不思勵精圖治、只求敷衍塞責關系甚大，中外差距不是縮小，而是繼續拉開。明火執仗的外來侵略者不僅劫財毀物，而且奸淫殺戮，無惡不作，其中尤以日本侵略者為甚。

德國總理勃蘭特，可以在死于納粹之手的華沙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但令人遺憾的是，日本當局卻至今不愿承認他們的前輩在廣袤神州的所作所為就是赤裸裸的強盜行為，它的名字就叫侵略，不愿將近代日軍的侵華真相告訴給自己的下一代！日本的許多歷史教材就對1930年以后發生的與日本有關的歷史事件避而不談，或者少談，更不納入考試范圍，我們無法知道其用意究竟何在。

說到這里，我不禁聯想起曾經發生在身邊的一件往事。1999年，我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遭到美軍的轟炸時，面對西方霸權勢力對主權國家與國際法權體系的悍然挑釁，舉世為之憤慨，我所在的浙大有一名來自日本的留學生卻公開叫喊“炸得好”，甚至說“中國就應該滅亡”，如此不諧之音自然激怒了求是園中成千上萬的中華學子，差點釀成涉外事故。這個日本學生的表現顯然不是偶然的。

相比之下，14年前，一身正氣的日本電影制片人近藤昭二先生應邀來浙大作學術報告時，他根據自己在本國冒著生命危險收集來的資料，如實地披露日軍對我中華同胞慘無人道實施細菌戰的事實和日本政府長期以來企圖掩蓋其細菌戰的真相及其原因，贏得在場師生的陣陣掌聲。可惜像他那樣的日本學者為數并不太多，遑論近年那些容易被仇華勢力煽動的日本民眾。

中華民族不是一個善于記仇的民族，也不是一個像患失憶癥那樣善惡不分的民族。如果糾纏于過去，我們不會擁有輕松愉快的將來;但如果忘記過去，我們也難以心底塌實地擁有現在。時間本是一串既剪不斷也理不亂的因果鏈，置身于這條鏈上的現實只能是承前啟后的現實，無法另起爐灶。現實不是對歷史的虛無與背叛，不能任意將自己延伸，杜撰未來。在時間的因果鏈上，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與未來，三者都在手拉手、肩并肩地連成一線，朝著渾無際涯的廣義未來延伸，而且都將成為歷史。遺忘歷史難免受到歷史的懲罰，篡改歷史或捏造歷史則終將受到歷史的審判。

有位湘籍好友曾經以抗日戰爭的全勝為背景，以今日中日兩國之間實質性的外交關系為參照，進而指出：“結局的輝煌讓我們忘記了過程的殘酷，盡管我們曾經飽經苦難，但我們卻不喜歡咀嚼苦難。直到當年失敗的侵略者早已崛起并再次居高臨下時，我們才感覺到面臨新的競爭劣勢，勝利者其實很苦澀。”

今年乃長沙火患77周年，我想為當年焚于文夕大火的數千名死難者的亡靈獻上一分遲到的哀思，并對77年來在廢墟焦土上忘我勞作的幾代省垣人捎上異鄉游子的一片敬意。

鏈接：焦土抗戰

1938年11月12日，日軍攻占湖南北部重鎮岳陽，威脅長沙。1938年11月13日凌晨，國民黨政府以焦土抗戰為名，密令燒毀長沙，企圖以此阻止日軍的進攻。結果，全城房屋大部焚毀，燒死居民達3000余人，數萬戶人家被毀，財產損失無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