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1894年7月25日，黃海豐島附近海域，日本聯合艦隊快速巡洋艦“吉野”、“浪速”、“秋津洲”所組成的第一游擊艦隊向擔負向朝鮮半島運兵任務的中國北洋水師濟遠和廣乙兩艦發起了攻擊，此時，距離中日兩國正式向對方宣戰還有五天，這場“不宣而戰”的突然襲擊拉開了中日甲午戰爭的序幕。

這場自海戰而起的戰爭也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也因為海戰而矚目，大東溝的激戰，劉公島的悲歌，都是中國近代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中日海軍的較量，甚至可以看做是世界上第一次近代化海軍之間的對決。然而，甲午戰爭中的那場從三千里江山一直延伸到中國領土上的那場陸上鏖戰，同樣值得銘記，而陸戰的第一場大仗，便是從牙山開始。

甲午戰爭始于朝鮮，1894年的朝鮮注定不安定。在此前的1882年，朝鮮發生了“壬午兵變”，朝鮮的舊軍隊軍人把他們對待遇不公的怒氣發泄到了養尊處優的新式軍隊“別技軍”和朝鮮官府身上。“別技軍”是朝鮮借助日本的武器裝備和技術所建立，以日本軍官堀本禮造為教官，加入“別技軍”的都是特權子弟，當然不能和缺衣少食的舊軍隊軍人同日而語。于是，軍人集中起來襲擊了漢城的捕盜廳，釋放囚犯，開倉放糧，又攻占了“別技軍”的總部——下都監，處決了日本教官堀本禮造，繼而襲擊日本公使館，日本公使花房義質趁夜放火燒掉公使館逃跑。在事后，中日雙方同時出兵干預，日本方面要求朝鮮與之簽定《濟物浦條約》，除了規定懲辦“兇手”，賠償損失以外，還規定了日本有在駐朝公使館駐軍的權利。而在其后，中日之間訂立的《天津條約》規定：一旦朝鮮發生變亂，中日雙方出兵應先互相“行文知照”。這使清朝政府承認了日本有出兵朝鮮的權利，日本與作為朝鮮“宗主國”的中國有了同等的權利，成為甲午之時中日在朝鮮沖突的濫觴。

1894年的朝鮮在日本和西方國家的壓榨下背負了沉重的外債，在全羅道發生了全琫準領導的東學黨起義，起義軍迅速發展到萬人，忠清、黃海、京畿、江原等道的農民也紛紛揭竿響應。朝鮮官方派兵圍剿，卻反被起義軍占領重鎮全州。倉皇失措的朝鮮政府向宗主國中國“借師助剿”，在接到朝鮮方面的求援后，負責北洋事務的李鴻章上奏派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前鋒約800人，自天津起航渡海抵朝鮮。直隸提督葉志超率清軍主力隨后渡海，在牙山駐扎。清朝駐日公使汪鳳藻在1894年6月6日聶士成出發的同一天，照會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根據《天津條約》的規定，通知日本中國已決定派兵援朝。日本方面早就在密切關注中國方面的動向，早在6月2日，日本內閣會議在獲得清軍決定援朝的消息后就決定趁東學黨起義的機會，出兵朝鮮。日本當時的內閣首相為伊藤博文，他的內閣正處于風雨飄搖中，國會中的政黨和他唱起了對臺戲，在種種問題上設置障礙。伊藤博文認為唯一一個能解決內閣倒臺危機的辦法就是對外戰爭，只有在這個問題上，內閣和反內閣的國會政黨才能找到共同語言。內閣的決議也得到了參謀本部長有棲川宮熾仁親王和參謀次長川上操六的支持，軍部和內閣共同計劃后認為：清朝最多派遣5千人，日軍只需要派出6-7千人于朝鮮擊敗清軍，就可迫使清朝求和。如果中國增兵，日本可以再派出一個師團。6月5日，日本成立了戰時大本營，負責戰時的動員、出兵、作戰指揮等事務。由于伊藤博文尚在出兵問題上有所顧忌，日本決定僅派出一個混成旅團。拿到中國派兵的照會以后，陸奧宗光如獲至寶。6月7日，日本向清朝也發出了出兵的照會。駐朝公使大鳥圭介率軍400多人在仁川登陸，并于10日直奔漢城而去，日本軍隊約4千人隨后在仁川大規模登陸。

眼看戰爭在即，大清國的統治者們卻上演了一幕幕地宮廷滑稽戲。1894年，是清帝國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這事可以說成為了朝廷上下壓倒一切的大事，其重要等級遠遠壓倒了日本的威脅。因此在中日戰爭一觸即發的關鍵時刻，光緒帝卻不得不率領朝臣大張旗鼓地為慈禧六旬壽誕做著精心的準備。龐大的頤和園工程不斷地吞噬著王朝的財政收入，甚至于到了甲午黃海海戰戰敗后，慈禧依然未停止她那奢靡無比的“大壽”，大壽的奢華程度讓親身參與慶典的翁同龢瞠目結舌，在日記中他寫道：“濟濟焉，盛典哉！”最終這場鬧劇被譏諷為：萬壽無疆普天同慶，三軍敗績割地求和。

除慈禧之外，大清國其他重臣們的表現一樣顯得極為拙劣甚至無恥。帝國名義上的統治者光緒皇帝被珍妃的枕邊風吹得不斷賣官鬻爵，甚至差點讓一文盲當上四川鹽法道一職。而光緒皇帝的老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卻以一個極為小人的嘴臉出現在歷史當中。這位自詡忠臣的翁師傅，在國家板蕩之際，對外一副偉光正的嘴臉，極力主戰，大有誰不言戰，便是國賊的氣勢。可心中打得算盤卻是“我正想讓他（李鴻章）到戰場上試一試，看他到底是騾子還是馬，將來就有整頓他的余地了！”要知道在此之前，他就用為太后辦壽誕的理由停了北洋海軍足足兩年的軍費，這完全就是等著北洋海軍打敗仗好落井下石。這位翁師傅之所以這樣干，完全是因為私仇，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當年任安徽巡撫，犯了失守封疆之罪，曾國藩上書參劾他的奏折即為李鴻章所擬。結果翁同書充軍新疆，老父翁心存氣死。從此翁同龢懷恨在心。一個執掌國家重任的大臣，竟然不顧國家危亡，狹私報復，可恥可鄙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

國家最高統治者如此，中樞重臣如此，地方大員也沒好到哪里去。在當時的中國，除了北洋水師之外，還有兩江總督節制下的南洋水師、福建船政大臣節制下的馬尾船政水師和兩廣總督節制下的廣東水師等海上力量。其中以南洋水師實力最強，擁有“開濟”級、“南琛”級等五艘裝備8英寸主炮的2000噸級巡洋艦，頗具實力。早在黃海海戰之前，光緒就諭令南洋水師北上馳援，但時任兩江總督張之洞出于保存實力等原因，以各種理由托辭推諉，最終使得南洋水師未能參與甲午之戰。帝黨、后黨、湘黨、淮黨挾國家利益而爭權，把集團利益置于國家安危之上，這樣的仗又如何能獲勝？

而相對的，日本國內不但上下一心，而且事前事后的準備工作做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當中日宣戰之后，日方490天出版49期《日清戰爭實記》，其中對中、日雙方的一系列交戰直至北洋完敗，到《馬關條約》簽訂，以及對北洋水師的將領、戰艦、戰斗力，都有詳細的介紹，真可謂是處心積慮。廟堂上大清國的應對可謂是一塌糊涂，具體到甲午戰爭的戰略戰術上，同樣也是亂七八糟。對于日本增兵朝鮮，清軍提出了三策，對朝鮮事務頗為熟悉的袁世凱認為，牙山的清軍位于日軍的夾攻范圍內，處境危險，建議“移營北上”，在平壤等地集中。而穩重的聶士成提出了一個更為穩妥的方案：撤軍。他說：我軍本奉命平韓亂，非與倭爭雄也。倭乘間以水陸大隊壓韓，據險尋釁，蓄謀已久。又敵眾我寡，地利人和皆落后著，與戰，正墮彼術中。今匪亂已平，正可趁此接隊內渡，免資口實。此老子不為人先之謀，亦兵家避實就虛之計。

從后來的局勢發展看，聶士成果然是有先見之明。清軍此時在朝鮮無論是海陸兵力都不占優勢，撤退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因為日本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這個時間不顧英、俄可能干涉的危險悍然吞朝。清軍的撤退可以避免授人以口實，擴大事端。可惜聶士成的意見沒有被接受。清軍統帥葉志超卻提出了一個所謂“南北會師”之策，建議清軍由北面出動南下，而葉志超率部北上以護商為名，以期南北會合。這本身是一個如空中樓閣一樣的計劃，清軍此時調兵入朝鮮北部時間上趕不及，而葉志超也缺乏北進的路線。而李鴻章此時孜孜于英美的所謂“調停”，下令葉志超部“靜守勿動”。于是清軍在朝鮮牙山一帶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

7月14日，葉志超、聶士成等人接到了李鴻章的電報：“和議難成，已遣江自康帶仁字營來助戰守”，繼而在24日，李鴻章又一次電告：“和議決裂，速備戰守”。在此期間，袁世凱已經自仁川回國。26日，豐島海戰的消息傳到牙山。日本駐朝混成旅團的前哨偵騎已經在牙山附近的振威一帶活動。此時，葉志超又一次出現判斷失誤，他倉促間下令分兵三路，一路由聶士成在率領在成歡驛一帶構筑防御工事，攔截日軍。葉志超自己率軍移駐公州為后援，而以500人駐守牙山。這一分兵決策是致命的，清軍的兵力本不及日軍，如要對抗，必須集中優勢兵力，而葉志超卻把原本微弱的兵力進一步分割，形成了更大的劣勢。29日，日軍分兵兩路，右翼軍在安城渡遭遇清軍的伏擊，倉促間陷入被動，但由于清軍人數過少，日軍后繼部隊加入戰斗后，清軍被迫撤退。左翼日軍在得知右翼得手后，向成歡驛的聶士成清軍陣地發起猛攻，以炮火優勢壓制了清軍，聶士成率軍突圍，與葉志超會合后決定撤往平壤。8月下旬，葉、聶所率清軍與平壤的左寶貴等部會合。

整個牙山的失敗幾乎與明末的薩爾滸之戰如出一轍，同樣是分兵，同樣是寡不敵眾，最終同樣吞下了失敗的苦果，一個王朝的末期大約都是同樣的輪回吧。牙山的失敗，一方面要歸咎于清廷“戰和不定”的猶豫狀態，片面相信“調停”而未對到底是“增兵”還是“撤軍”做出關鍵性的決斷，而另一方面則在用人和排兵布陣的失誤。這一失敗使日軍切斷了中國向朝鮮西海岸運輸的通道完全被切斷，使日軍能全力北上對抗平壤清軍，可以說，牙山之敗，埋伏下了清軍在朝鮮失敗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