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zhàn)爭中，相比于清朝政府對輿論宣傳的漠視與放任，日本主動操縱現(xiàn)代傳媒工具，讓反復傳播的戰(zhàn)爭謊言深深影響了社會公眾和國際輿論，在不見硝煙的戰(zhàn)場上占據(jù)了優(yōu)勢，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軍的敗局。

日本早在對朝鮮進行戰(zhàn)略包圍時，就將輿論宣傳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他們曾秘密聘請美國《紐約論壇報》的記者豪斯作為國家輿論宣傳的總指揮，制定的策略就是把中國和日本“包裝”成野蠻與文明的代表，并有計劃地引導西方媒體形成共識。

日本朝野有組織、有計劃地通過新聞媒體，向本國人民灌輸“朝鮮獨立論”“義戰(zhàn)論”“文野之戰(zhàn)論”和對中國的“蔑視論”，以營造國內支持戰(zhàn)爭的輿論氛圍。

反觀清政府在戰(zhàn)爭期間由于對國內輿論的不聞不問，致使輿論到了混亂的程度。戰(zhàn)前，國內報刊上既有主張加強海軍建設，積極備戰(zhàn)的，也有主張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尋求和平的;既有重復過去那一套痛罵，并宣稱不久將徹底消滅日本的自負言論，也有對戰(zhàn)局悲觀預測的文章。在外國人看來，當時的國內輿論是“無知、自負和可笑的”。

清政府在掌握國際輿論動向上更是處處被動。美國人丹涅特在《美國人在東亞》中說，中方“以口舌文告，日勞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國之交，垂五十日。迄無要領” 。1894年7月23日，駐朝日軍發(fā)動事變，包圍了漢城電報總局，切斷了經(jīng)義州通往中國的電信線路，中國各級駐外公使、官員竟無一人向朝廷報告，也沒有一個人向朝廷匯報所在國當?shù)孛襟w的戰(zhàn)前輿論動態(tài)。隨后，中日兩國的最高領導人都宣布了宣戰(zhàn)詔書。光緒皇帝的宣戰(zhàn)詔書主要闡述：朝鮮是我們的藩屬，現(xiàn)在有內亂，它請中國出兵平息內亂，這是中國和朝鮮內部的事情，與別國無關，日本不應出兵。明治天皇的宣戰(zhàn)詔書則闡明：中國侵犯了朝鮮的獨立，我出兵是幫助朝鮮鞏固獨立;對中國宣戰(zhàn)是為了保護朝鮮;強調東亞和平、世界和平等。日本的宣戰(zhàn)詔書當然充斥著謊言，但從輿論的角度看，比清朝詔書更容易拉攏國際輿論。

日本在戰(zhàn)爭中善于借助隨軍記者宣傳自己，借助國外媒體為自己做議題策劃。據(jù)統(tǒng)計，甲午戰(zhàn)爭期間日本66家報社派出從軍記者1114人，其中以《朝日新聞》《中央新聞》為最。戰(zhàn)爭爆發(fā)后僅1個月，西方記者就獲得了隨軍采訪的許可。隨日軍從日本本土出發(fā)的西方記者，就有114名，另還有11名現(xiàn)場速描記者和4名攝影記者。日本還策劃在隨軍記者的全程見證之下，給受傷的清軍“提供醫(yī)療服務”，然后釋放了他們，并把自殺身亡的北洋艦隊司令官丁汝昌的靈柩“以禮送回”。

日本在甲午戰(zhàn)爭期間對國際輿論的拉攏和利用，甚至不惜使用金錢收買、欺騙等卑劣的手段。駐英公使青木周藏在呈送國內的報告中說：“我以前就與《泰晤士報》建立了關系……把英國政府拉向我們一邊……請寄供政治上和私人之用的額外經(jīng)費。”據(jù)日本文獻記載，當時讓英國中央通訊社發(fā)表一次有償新聞，日本需付給2000日元;通過路透社發(fā)布有償新聞，則每次付給606英鎊。

反觀清政府在輿論宣傳策略上卻表現(xiàn)得茫然。戰(zhàn)爭爆發(fā)伊始，很多西方媒體向中日兩國同時提交了隨軍采訪申請，然而與日本政府主動邀請記者隨軍采訪不同，清政府在整個戰(zhàn)爭期間不僅不允許國內外記者隨軍采訪，還有兩個西方記者因為錯走到中方陣地，而被砍了頭，引起許多外交風波。

與日本外交官爭相撰文進行輿論造勢相比，翻遍甲午戰(zhàn)爭期間所有的《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大報，沒看到一篇中國官方或者個人主動提供給國外公眾閱讀的資料。駐英法等國公使龔照瑗不通英法語言，主要依賴英籍雇員馬格里獲取信息。1894年7月11日前，他一直逗留法國，接連向國內發(fā)回的“英廷力勸和平議事”“俄將請各大邦與聞”“英廷向倭云，定不能請中棄上邦權，催速和解”等信息都是憑馬格里的探報，沒有一條是來自公開的新聞報道 。

清朝國內媒體經(jīng)常報道的失實，導致國際形象和信譽受損，甚至鬧笑話。如牙山之戰(zhàn)本是中方失敗，而8月16日出版的《點石齋畫報》卻將其描述為中方大勝。之后的平壤之戰(zhàn)，清軍大敗，守將葉志超諱敗報捷，從官方到媒體卻一片喝彩，經(jīng)國外媒體披露后，成為了國際丑聞，以至于后來當國內報道“旅順大屠殺”時，很多外國人竟然不相信。

1894年7月25日，英國商船高升號被日本海軍擊沉。英國朝野震動，國內輿論一致聲討日本對國際公理的踐踏，軍方也要求政府對日軍事報復。危機之下，日本一面與英國政府溝通，避免事態(tài)惡化，一面對事實進行剪裁，重新捏造證據(jù)，并利用權威專家“解讀”方式扭轉不利輿論。在駐英公使青木周藏的積極公關下，《泰晤士報》于8月3日和6日分別發(fā)表了劍橋大學教授韋斯特來克、牛津大學教授胡蘭德的文章，為日本野蠻行徑辯護，認為日艦擊沉高升號是合理的，責任不在日本。這兩個人均為當時英國著名國際法權威，他們的據(jù)法替日狡辯，促使原本對日不滿的英國輿論改變了腔調。

日軍攻占旅順后，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隨軍記者克里曼在1894年12月20日紐約《世界報》刊載了《日軍大屠殺》長篇通訊，一時間國際上掀起了批評日軍野蠻行徑的輿論浪潮。危機之下，日本一邊指責記者的報道失實;一邊說清軍如何殘暴，日軍所處決的不是俘虜或平民而是罪犯。在日本的輿論公關下，最終輿論轉向了對日有利的一面。

反觀清政府，雖然國內的輿論普遍在聲討日軍的暴行，卻僅限于國內的譴責和謾罵，沒有向歐美新聞記者主動提供任何信息，對當時世界主流媒體沒有只言片語，自恃正義在手，坐等歐美等國對日興兵問罪。結果，眼睜睜看著日本政府運用輿論公關讓許多歐美的媒體，包括那些原本同情中方的媒體倒向了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