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讀清代的野史筆記，當能發現，深宮之中的慈禧對外面的世界有著常人一樣的濃厚興趣，召對臣下，最喜詢問世間百態，這固有掌權者察知下情的需要，而從人情人性上揣摸，未必全無普通人的合理欲望。可惜清朝祖制極嚴，作為女性最高統治者的慈禧也不能全無拘束。平定太平軍之后，清王朝一時頗具中興氣象，輿論也歸美于太后的主持大計，不免惹動了慈禧巡游的心思。徐凌霄、徐一士兄弟所著的《凌霄一士隨筆》記載，慈禧一次曾對掌握行政權力的恭親王說：“高宗(乾隆)六次南巡，傳為盛事。予亦擬作江南之游，汝謂何如？”“恭王對以兵燹之后，瘡痍未復，視乾隆時之民康物阜，不啻天淵之別。后為之不懌者久之。”從此，恭王對“嫂子”的南巡之念非常警惕，一有南方官員進京陛見，就先要打“預防針”，提醒他們，太后若問及江南情形，“務以民困未蘇、景物蕭條為對”。

幸乎不幸乎，恭王于1898年歿后之第三年，慈禧終于還是到宮外走了一遭，只不過不是“南巡”而是“西巡”。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按照中國人傳統的天干地支紀年，歲在庚子。這一年，慈禧企圖借助義和拳滅洋人的威風，掃除自己廢光緒的障礙，引來八國聯軍，不得不挾光緒倉皇出逃，史稱“庚子事變”。

庚子事變于國家于慈禧個人都堪稱奇恥大辱。當日逃難的情形，多種筆記中都有真切記載，如率軍勤王，在慈禧轎前護駕的岑春煊后來撰文回憶，“太后御藍布衫，以紅棉帶束發。帝御舊葛紗袍，當盛暑流汗，胸背粘膩，蠅蚋群集，手自揮斥。從行宮監，皆徒手奔走，踵穿履破，血流沾灑。竊嘆前史所述，人君出亡苦況，千載相同，不謂平日見于記載者，今乃身親睹之。”的確，當年唐玄宗被叛軍逼得從長安逃往四川，也要比這次的情形好得多了。

而亂兵潰勇不遵約束，不僅讓供應為難，也潛伏著隱患，岑春煊受命整飭軍紀，卻幾乎防不勝防，“途中潰兵益伙，有持槍追逐太后輿前者，叱之不止，反舉槍對余開放。乘其一擊不中，急拔刀斬于御前，宣示有眾，不遵約束者，以此為例。眾始肅然知畏，由是沿途安靖，無敢放肆者。”潰兵在慈禧轎前拿刀動槍，其膽大妄為誠然堪驚。但試想一下，社會秩序崩壞到如此地步，民眾之命運又會如何？

國家遭遇如此的大難，“肉食者”有怎樣的反思？有的只是空洞的抒情。如岑春煊一路喟嘆，“多難興邦，殷憂啟圣”。中國人對這兩個成語真是再熟悉不過了，幾乎逢災難必引，人們就在這種慨嘆中享受精神勝利的快感。很少有人質疑，如果不輔之以“難從何來”的追問，所謂“多難興邦”是不是一種濫調？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慈禧當然是不會追問的。她向臣下頻頻征詢“雪恥”之策，似乎頗有感奮的念頭，但私下一句“不意乃為帝(指光緒)所笑”的喃喃自語又泄露了天機。原來，她只是為丟了面子而羞憤，最擔心的只是害怕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威因此動搖。

果然苦難的刺激只有一時之效。在滿足了列強的索取賠款、懲辦“禍首”等條件，中外簽訂《辛丑條約》之后，慈禧居然下旨大賞臣下。在京主持議和的李鴻章，隨她一起逃難的軍機大臣，或多賜俸祿，或賞加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等榮譽銜。不禁讓中外人士瞠目結舌：這不仍是典型的“喪事當喜事辦”的舊習嗎？軍機大臣瞿鴻禨尚識大體，上了一道折子，其中說：“臣頃蒙恩典，實萬分不安。現當時局艱難，諸事都宜核實。恩旨一出，中外矚目。若有幸濫，何以示天下？”意思是請老佛爺三思：在這個當口慶功賜賞，向天下傳遞的會是個什么信號？可是習慣是很難改變的，樂得封賞的大臣們是這樣，老佛爺也是這樣，瞿氏之進言只不過使其個人退出了封賞的盛宴而已。

慈禧太后又回到了紫禁城，而且據清人筆記記載，雖然離京是逃難，但回宮卻像巡游，“興高采烈”，“大事鋪張”，仿佛逃難中的饑寒交迫從未發生過一樣。昔人曾改杜詩名句為“國在山河破”，對掌握政權的人來說，“山河破”有什么關系呢？只要“國在”就好，依然能夠“興高采烈”、“大事鋪張”。天下依舊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