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奴仆常被稱為“奴才”。清人梁章鉅《稱謂錄》有別解，釋為“奴仆之所能”，即奴仆的能耐。“奴才”一詞，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罵人話，意為無用之人，只配為奴，故又寫作“駑才”。今人罵某某人奴氣重、是走狗，常稱之為“奴才”。魯迅先生一生憎惡奴氣，屢屢說到中國人的奴性重，他在小說《阿Q正傳》中，就對當時國民性中的奴性作了某些揭示。圖為《阿Q正傳》的日文版書影。

“奴才”一詞，雖含鄙意，卻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著一個特殊的位置。清朝規定，給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滿臣，便要自稱“奴才”;如果是漢臣，則要自稱“臣”。漢臣如果自稱為“奴才”就算是“冒稱”。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滿臣天保和漢臣馬人龍，共同上了一道關于科場舞弊案的奏折，因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稱為“奴才天保、馬人龍”。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為惱火，斥責馬人龍是冒稱“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規定：“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一體稱‘臣’”。這個規定，目的就是不讓漢臣稱“奴才”，為此，寧肯讓滿臣遷就漢臣也稱“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這些規定呢？本來，滿族統治者是一向嚴求漢族人與自己保持一致的。他們強迫漢人剃頭發，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風，都是為了讓漢人歸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獨不肯讓漢人也與自己一樣稱“奴才”。這是為什么呢？魯迅先生的雜文《隔膜》里有一段話，實際上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并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佳名的，其實是所以別于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數等。”

滿洲人入關前，大體處于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雖然占據了中原，但奴隸制的胎記并未完全退去，“嚴分著主奴”，就是一個明顯的表現。即使到了晚清，滿洲人內部仍保持著很濃厚的奴隸制習氣。坐觀老人《清代野記》記云：“每有旗主，貧無聊賴，執賤役以糊口，或為御者，或為喪車杠夫，或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車駟馬，翎頂輝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車代其役，奴則再三請安，解腰纏以賄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貴者，甚畏見其貧主也。”這就叫“嚴分著主奴”。“嚴分著主奴”的習慣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滿臣奏事時要自稱“奴才”。滿臣自稱“奴才”，不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漢臣則沒有滿洲人傳統的主奴關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稱“奴才”。正因為這個原因，馬人龍奏事時自稱了“奴才”，便被認為是冒稱。

“奴才”與“臣”這兩個稱謂，誰尊誰卑，以今人的眼光，無疑是“奴才”低于“臣”。但這種判斷，與清朝的實際情況相差甚遠。“奴才”一稱，從表面看，似不如“臣”字體面、尊嚴，實則“奴才”要比“臣”金貴得多。“奴才”，實際是一種滿洲人主奴之間的“自家稱呼”，非“自家人”的漢人是沒有資格這樣稱呼的——正如趙太爺罵阿Q：你也配！漢臣稱“臣”，并不是皇帝為了照顧漢臣的面子，“特地優待，錫以佳名”，而是為了與“奴才”一稱相區別，以顯示漢臣的地位低于滿臣。俗諺云：“打是疼，罵是愛”，清朝皇帝讓滿臣自稱“奴才”，實際是罵中之“愛”;反之，不讓漢人稱“奴才”，則是因為缺少這份“愛”。

在實行奏章稱謂制度的過程中，也出現過特殊的情況：即有漢臣雖然稱了“臣”，卻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滿臣西寧、達翎阿與漢臣周元理，聯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滿臣皆自稱“奴才”，周元理自稱“臣”，按理說，這是符合規定的;但乾隆皇帝卻懷疑周元理稱“臣”是“不屑隨西寧同稱，有意立異”，是不服當奴才。實際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稱“奴才”呢！沒想到卻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這件事上，大約是玩弄了韓非子所說的“恃術不恃信”的詭道。規矩本來是自家定的，但他卻出爾反爾，責備臣下，完全不講信用。“恃術不恃信”，本是中國歷代皇帝駕馭臣下的一個寶訣，乾隆皇帝對此顯然運用嫻熟。

魯迅先生一生憎惡奴氣，屢屢說到中國人的奴性重。他又常說，中國人做了滿洲皇帝二百多年的奴隸。中國人的奴性之養成，固然與封建專制制度有關，但是否與皇帝特別喜歡奴才有些關系呢？清朝大概是由于自己的奴隸制基因，尤其喜歡奴才。清朝奏章上的“奴才”的特殊地位，就是皇帝特別喜歡奴才的一個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