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的農民戰爭在歷史上所起的進步作用曾這樣的評價：“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所僅見的。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在強大的中國官僚集團的控制之下，中國的農民處在嚴密的控制之下，他們享有很少的權利，卻要負擔一大部分的義務，比如繁重的徭役和賦稅，但是因為與官僚的集權的中央政府勢力懸殊，加上傳統的儒家倫理道德，農民們不到活不下去的時候是不會起來造反的。所以前朝的農民起義往往被后世的人加以借鑒，但是歷史總是這樣，農民起義還是不斷的發生，直到近代社會來臨，中國的統治者仍然要面對這樣的現實，事實告訴我們：沒有很好的解決農民問題，這樣的事情是不會停止的。就從元末和明末的農民起義來好好分析這一點——一個以農民起義起家的王朝怎樣覆滅在農民起義手中。

元朝末期，由于宮廷斗爭，軍隊戰斗力下降等因素，元朝政府的統治能力急劇下降，加之基層統治越來越腐敗，各地農民起義不斷。關于這樣的景象，可以在這首小令中可見一斑：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軍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哀哉可憐。（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23《醉太平小令》）

小令中“奸佞專權”就是說朝廷里的主導政策的大員已經為小人所掌握，朝廷已經從大方向上不行了，而作者認為“開河變鈔”是這一切禍事的根源，“開河”無疑是指元朝重新開鑿了大運河，“變鈔”就是指元朝發行的紙幣，而為什么這是根源呢？作者接著說“人吃人，鈔買鈔”，其中之意就是，開鑿運河給農民帶來了繁重的徭役負擔，家中沒有勞力田地自然荒蕪，就沒有糧食可吃，而亂發紙幣導致紙幣的購買力嚴重的下降，多以紙幣又買不到糧食，又買不起糧食，所以只能是“鈔買鈔”了。加上基層官吏和賊都不分，法律的正義性的不到體現，其結果就是“惹紅軍萬千”了。當然這里的“紅軍”只是一個指代，用韓林兒、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指代全國各地的反元勢力。

說到紅巾軍，又不得不提到農民起義的一項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民間的秘密宗教的問題。從陳勝吳廣大澤鄉的魚腹藏書到近代義和團運動無不包涵著秘密宗教的成份，農民們總是要接著神靈來壯膽，或是說起義的組織者們總是要接著神靈來招攬會眾，贏得大家的信任，從而穩穩的站住領導者的位子。同樣的在元末大起義中，紅巾軍就是典型的利用秘密宗教來組織起義的例子。紅巾軍起義最初在14 世紀30 年代出現于江西和湖南，在十多年內遍及半個中國。它和19 世紀同樣廣泛的太平天國運動不一樣；太平天國運動產生于貴州一個地方，產生了一個統一的領導集團，然后在不斷壯大的過程中發展到了南方中國大部分地區。但是紅巾軍教義的發起人卻是暗中在幾個省活動，特別是在那些受饑饉和時疫流行的地方展開活動。

他們的宗教教義自發地形成了擁有廣大徒眾的許多地方教派。這些教派經常秘密集會，舉行宗教活動，特別是他們一些可疑的行為，被中央和基層政府視為異端和危害社會的行為。這就迫使他們采用搞密謀的、地下的組織的形式。有各種政治目的的領袖們都等待著有這樣的機會能一展拳腳。他們現在能夠接管這些形式，并把它們變成達到他們目的的媒介。由此可知，紅巾軍運動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多頭領導的運動，它們在每一個地方都發展了強烈的地方色彩。后來紅巾軍逐漸發展成了南方和北方兩只主力，南方以湖北南部為中心，北方以安徽、淮河流域為中心，與元政府分庭抗禮，到后來由于政治利益的沖突，內部也開始自相交戰，最后由北系支派的朱元璋打敗了所有的南方紅巾義軍派系，統一了南方。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的是，雖然秘密宗教在起義后期的作用已經不大，但是在起義準備過程中甚至在起義前期招兵買馬的時候還是給領導這們帶來了極大的好處。農民起義通常是結構松散紀律性不強的，而可能在一群散兵游勇建立威信的唯一可能就是秘密宗教，當起義軍建立起嚴密的機構組織的時候，他們基本上就擺脫了農民義軍的角色了。

農民起義的另一項重要的口號就是“均田”思想。土地兼并是中國古代社會統治階級必須面對的一個棘手問題，不僅因為土地的兼并影響到國家的稅收，還容易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后果就是社會的動蕩，輕則形成流民潮，重則誘發農民起義。明末政治腐敗，農民破產，壓迫剝削日益加重，陜西又逢旱災，人民無法生活。崇禎元年七月，起義在陜西爆發，從崇禎元年至三年間，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先后起義，暴亂大有燎原之勢。明朝政府剿撫并用，一度取得成果，但是又來由于各種原因，已經取得成果付之東流。相反，經過13年的游擊流動的作戰，農民軍逐漸集中，至崇禎十三年底，匯合為以李自成、張獻忠、羅汝才為首的幾支主力軍。

在多次反復起伏的戰爭實踐中，漸趨成熟。特別是李自成，吸取知識分子意見，開始實施“行仁義，收人心”，“據河洛，取天下”的戰略。政治上實施“免糧”、“安民”、“平買平賣”政策并大力開展瓦解敵人的宣傳工作，形成“民皆附賊而不附兵”的局面，軍事上實施運動流動作戰，開始向盲軍戰略要點進行機動進攻。十四年初，攻占洛陽。李自成在崇禎十四至十六年間，三攻開封，五殲官軍主力，攻破襄陽，并在汝州之戰中全殲孫傳庭主力：破潼關，入西安，盡占秦、隴全境及晉西山區，并收編大部三邊官軍。此時，張獻忠亦已攻下漢陽、武昌。戰略形勢發生質變，農民軍開始轉入戰略進攻。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后，即向北京進軍。二月入山西，僅在寧武一戰，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師城下。十七日，官軍三大營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監開門獻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檢自縊，明王朝的統治終于被農民起義推翻。

李自成的“均田免糧”的口號為他贏得了民心，人力財力漸漸地聚集到他這一方來，在軍事上很快取得優勢，為打敗明朝官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之所以均田思想在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中被不斷的提出來，而每一次都得到極大的擁護，我覺得與中國的制度發展史是脫離不了關系的，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來供養一個規模如此龐大的中央集權的官僚系統是很困難的事情，所以在具體基層的官僚體系的構建中不免要依靠當地的有實力的大戶，依靠這種大家族提供的經濟或是人才的支援才能形成有工作能力，得到認可的基層政府。而在這之后，基層政府當然要為大家族的付出提供回報，所以就有了基層官僚和地區大戶之間的勾結。而最直接的給予大戶的回報就是田產，要么就是直接贈與，要么就是默許其兼并農民的土地，當然這只是土地兼并的一種原因（情況）。沒有了土地的農民就等于失去了生活的依靠，他們或是淪為佃農，或是淪為流民，而這樣的情況是不便于國家對人口進行管理的，所以就很容易造成惡劣的后果。

建立在農民起義基礎之上的明王朝又終結在農民起義的手中，這難道是歷史的玩笑？深刻的分析一下這些農民起義，能發現很多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特殊情況。比如說中國哲學強調的是佛教生死輪回和因果報應，所以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相信中國歷史也是處在一個大輪回之中，秦短漢長，隋段唐長，元短明清長，加上短命的民國，人們很愿意相信有一個輪回開始了。

直線式的歷史發展模式只是在當代中國學術界得到了認可，普通的人群還是相信輪回說的，這就是所謂像“蒼天已死，黃天當立”這樣的口號的基礎，農民們很愿意相信一段時間后總是要輪到自己來統治天下的。而在西方，強人心中想的永遠只是“羅馬皇帝”的稱號。

如此規模宏大的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還告訴了中國的執政者，農民問題一定是執政的首要問題，解決不好這個，中國的國運就永遠就跑不出歷史的怪圈，不管是民主政權還是專制政權都逃不了覆滅的危害。農民的確是最容被統治的一群人，但是他們也是力量最強大的一群人，中國有9億農民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人口都多，假如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么他們在適當的時候就會展示他們的力量。有人說現在不是冷兵器時代了，農民沒有和政府抗衡的能力了，我要說的是武器根本不是這個問題上的關鍵東西，農民軍也從來沒有實力跟官軍對抗，重要的是在農民起義之后，跟隨而起的各種反政府勢力的作用。事實上，農民起義往往只是一個導火索，除非能以迅速的手段將其弄滅，否則接下來的將是一場大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