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個開明的時代，不僅官方容忍，而且由于西域文化的輸入，少數民族崇母觀念的影響，女子的禁忌較前代大為減少。唐代公主再嫁的多達23人。社會底層的女子做妓女，也為人熟視。

不少達官貴人和文人與之相往來。宋代的狎妓之風較之唐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代名相寇準，抱負遠大的范仲淹，文學家歐陽修，均與歌妓保持一定友誼。柳永、蘇軾、辛棄疾、陸游更是在青樓里覓了知音。“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柳永的詞句道出了他與妓女們的深情。難怪有人說宋詞的發展與妓業的興盛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更有甚者，大將王權被派屯邊抗金，竟與幾十名妓妾泣別三日，沒能成行，以致貽誤軍機。

朱熹有首著名的《自警》詩：“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朱熹是感嘆名臣胡銓貶官十年，召回京師途中即作詩贈妓黎倩一事。如果說狎妓之風于文人墨客尚弄出點趣味的話，其于社會各階層別種影響就太多了。自西漢有了董仲舒的“三綱”理論，東漢又有了班昭的《女誡》，女子被好好地調教了一回。

但是唐宋以來，戒命日弛，不惟家庭夫妻關系受影響，而且此風彌漫于社會，尤其浸染了士風。儒家學說的宇宙觀有周敦頤著《太極圖說》加以發展，而倫理一脈，老的歷經魏晉南北朝以來的佛學沖擊，已支離破碎，沒了說教的本本。二程就是在這種關頭開始發揮他們的理論的。

這一理論并無歧視女子的原則，而是對男女各打五十大板。至于“夫唱婦隨”之說，至今還是一種理想的婚姻模式，有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蘊涵于其間，并非全無道理。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經后人無限發揮，確實危害不小。

二程對女子講貞節，對男子講滅欲。他的滅欲思想來源于孟子養氣說。所謂“孟子言養心莫善于寡欲，欲寡則心自誠”(《二程集》卷二上)。男人不滅欲，心不誠，氣不養，則何心報國？而女子壞了貞節，則男子寡欲就保不牢了。二程倡導的夫婦倫理，其理論根據是《大學》和《周易》。

“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二程集》卷四)，這是《大學》的意思。“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措。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周易程氏傳·家人》)這是他們對《周易》的一種解釋。他們把人倫說得很重。但是宋代除男女淫逸流行而外，婚嫁觀念也有了較大改變。北宋時婚姻關系中的財產觀念已代替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門第觀念。

當時厚嫁之風盛行。據呂祖謙《宗法條目》載，嫁女費用100貫，娶婦50貫。官方文件規定，兄弟分家財時，女兒的嫁妝要計算在內。據《夷堅丙志》卷一四《王八郎》載，富人王八郎，每年去江淮經商，與一妓相好，日厭其妻。其妻告到官府，官府判他們離婚，平均分配財產。

真宗時，宰相薛居正之子薛惟吉遺孀有“十萬囊家產”，向敏中、張齊賢這兩位宰相爭娶，鬧得不可開交，最后只能由皇帝裁奪。厚嫁之外，當時再婚之風也頗盛。上自宗室，下到普通百姓，對再嫁都不嫌棄。英宗、神宗對宗室之女再嫁還專門發了詔令。范仲淹在其子范純佑死后，即勸其妻改嫁門生王陶。王安石因其子嫌妻，怕兒媳受屈，遂為其選人另嫁。

范仲淹還辦義莊為再嫁女提供資金。理學家們覺得社會綱紀的改善，必須有賴于調整這一倒錯現象。胡瑗就說，嫁女兒須是勝過我家的，這樣嫁過去便會有人調教;娶媳婦必須是不如我家的，這樣婆婆便可行婦道。這只是說說家常話，二程的見解就上升到社會學、政治學高度了，后來為皇帝資鑒。

不過二程的說教在當世并無多大市場。北宋理學只是草創，南宋朱熹才集大成。但即便在南宋中后期，理學還屢屢遭禁。

朱熹的《性理大全》以及由他注的四書之作為科舉教材，那是宋代以后的事。而在明清之際，這種理論的負面作用確實是相當大的。二程貞節觀男女并重，不過是一個善良愿望。在二程倫理觀中，夫婦之道為三綱之首，根本的卻是君臣之道。

但男性統治天下，其自制便不能保持，克制色欲便要漸漸淡化，所以明清士大夫蓄婢狎妓之風較前朝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貞節問題便單一地指向女子，最后便是“好男不事二君，好女不事二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