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之治”是中國史書上第一個有據可查的“盛世”。歷史上常把文帝和景帝連在一起提，是有原因的。景帝基本上走的就是文帝的未竟之路，不管是大政方針還是行為方式上，景帝簡直就是文帝的copycat(模仿者)，不過是走得更遠更極端，把其父的腹誹發展成惡毒，因此也更不可愛了。

比如同樣是功高蓋主的周氏父子。周勃有迎立天子之功，文帝顯然對他充滿戒心。有人告他謀反，文帝把他下獄，又放了他，但從此，周勃就徹底被打蔫了，文帝也沒有再去搞他了。

后來，周勃之子周亞夫繼承了父親的爵位為侯，算是文帝給的一個恩典。

周亞夫在細柳營屯軍之時，治軍嚴整：沒有將軍命令，天子不得入營，不準車馬奔馳，身著鎧甲的將士不行拜跪禮，皆令文帝印象深刻。臨死前，文帝囑咐告誡太子劉啟(后來的景帝)說：“國家若有急難，周亞夫真正可以擔當帶兵的重任。”景帝即位后，任用周亞夫做車騎將軍。

景帝三年(前154年)，吳楚等七國叛亂。周亞夫領兵向東進擊吳、楚。周亞夫對景帝說：“吳楚勇猛，行動迅捷，我們很難同他們在面對面的作戰中取勝。我想讓梁國拖住吳兵，再率兵斷絕他們的糧道，這樣就可以制服吳楚了。”景帝同意了這個戰略建議。實際上，當年文帝為增強梁王劉參的實力，使“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余城”，造成“梁足以扦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的態勢，預先做好了平定山東諸侯王叛亂的戰略部署。周亞夫敏銳地發現了文帝的用心，并且利用這種局面來布戰。

但實際在操作中，就遇到阻礙了。周亞夫調集軍隊在滎陽會合，這時吳國軍隊攻打梁國，梁國告急，每日都派使者請求援助，周亞夫卻堅守營壘，不去救助。梁國向景帝上書，景帝派使臣命令太尉救援梁國。周亞夫卻不執行，堅壁不出，而派弓高侯韓頹當等人率領輕騎兵斷絕吳、楚后方的糧道。后來吳軍偷襲亞夫營西北，也不能打下。吳兵受饑忍餓，戰斗力極弱，便引軍撤退。周亞夫于是派精兵追擊，大破吳軍。后來，東越人斬下了吳王劉濞的頭前來報功請賞。平定吳、楚之亂，歷時三個月，可謂神速。

周亞夫得勝歸來，五年后，升任丞相。但梁孝王劉武，因亞夫不救梁，與周亞夫有了矛盾。

后來，景帝想要廢掉栗太子劉榮，因劉榮沒有過錯，丞相周亞夫堅決反對，景帝沒有聽他的，還是廢了劉榮;這就得罪了新太子和新皇后。竇太后想要封王皇后之兄王信為侯，周亞夫表示無功不能封侯是高祖遺命，不許，結果王信就未能封侯;這又再次得罪了太后和皇后。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想要賜封他們，用來鼓勵后面的匈奴人來降漢，周亞夫認為這是鼓勵不忠，景帝不聽，封了他們為侯;這下連皇帝都得罪了。

于是，周亞夫被免掉了丞相職務。他做錯了什么嗎？沒有。只是據理而言，不愿做皇帝的應聲蟲而己。

回鄉后，周亞夫的兒子給父親買了五百件皇家殉葬用的鎧甲、盾牌，因沒有給搬運的人付錢，引起怨恨，于是上書告發亞夫的兒子。這事牽連到周亞夫。有關部門把罪行書之于冊，一條條按問，周亞夫拒不答話。景帝生氣了，下詔令把周亞夫交給廷尉治罪。

廷尉毫不客氣，把周亞夫按造反來定罪。周亞夫反駁說：“我所買的兵器都是殉葬品，怎么可以說造反呢？”審問的官吏說：“你即使不在地上造反，也要到地下造反哩！”周亞夫極為憤怒，絕食五天，吐血而死，他的封國被撤除。

秦檜的“莫須有”算什么，景帝的“莫須有”還比他早一千年呢。

發現了嗎？文帝有謀略家賈誼，景帝便有謀略家晁錯;文帝有個驕橫受寵的弟弟淮南王劉長，景帝便有個同樣驕橫受寵的弟弟梁王劉武;文帝有個迎立天子的重臣周勃，景帝便有個平定叛亂的大將周亞夫——但每一對人物關系上，景帝充分體現了他狹隘的胸懷、陰暗骯臟的心理，處理方式都比文帝僵硬和惡劣了許多，這證明，景帝的政治智慧遠遠不如他的父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