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書》說汪直在民間“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明朝平倭將領朱紈發現“三尺童子，亦視海盜如衣食父母，視軍門如世代仇讎”。至于“杭州歇客之家，明知海賊，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之打點護送”。總之，官方與民間、主流與邊緣對汪直的評價可以說是截然相反的。

汪直，明朝徽州歙縣柘林人，又名王直、汪五峰，號五峰船主。在傳統史家眼里他是十足的大倭寇。

汪直姓汪還是姓王歷有爭論。這里擱置不議，汪直所在的家鄉人窮地薄無以聊生，經商遂為一條主要生計。汪直先做鹽商，跟同伴說：“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科第只收酸腐兒無壯夫，吾儕孰與海外倘佯乎，何沾沾一撮土也。”遂于嘉靖十九年(1540)南下廣東下海貿易，貿易對象是日本。站在現代的角度這叫國際貿易;站在明朝的角度這叫非法走私，奸商倭寇。第一，商賈在古代屬于賤民賤業。第二，朱元璋立國后擔心流亡海外的原方國珍、張士誠舊部反攻大陸，“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與外國互市”。外國商人擅自進入以盜論處，中國人外出則當眾刺穿雙耳，再犯立即處死。

在嚴禁民間海外貿易的同時，中日官方之間實行著朝貢貿易，禮部給前來朝貢的藩屬國發放“勘合憑證”，史稱“勘合貿易”。這種貿易缺陷很多。一是只能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寧波港展開;二是政府對于朝貢貿易的次數、船數、人數限制較多，雙方沖突不斷;三是日本時有內亂，勘合貿易經常中斷;四是嘉靖二年(1523)發生惡性爭貢事件，兩個日本朝貢使團血拼，寧波幾被屠城，政府一氣之下于嘉靖六年(1527)關閉了寧波市舶司。這一切導致民間走私貿易越來越紅火。

汪直這個時候下海，也算趕上時候了。

嘉靖三十年(1551)，汪直的私人貿易武裝成為中國沿海勢力最強的海商集團，擁有兵眾20余萬人及載重120噸以上巨艦百余艘。

這規模，堪與后世的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倆的海上鄭氏王國相媲美。這期間，汪直不斷地向政府提出開放海禁的要求，期求做一個合法的商人。朝廷不僅未答應，反而派總兵俞大猷圍殲，汪直退至日本。此后，汪直開始報復明王朝，沿海搶掠，明政府竟抵擋不住。后來，汪直再次提出開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明政府難以在軍事上戰勝汪直，就采取了誘降策略。浙江總督胡宗憲將汪直的母親及妻兒作為人質，汪直引頸受降。政府翻臉不認人，對其先囚后斬。

明人朱九德在《倭變事略》里對汪直評價曰：“王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動，東南繹騷。上有干乎國策，下遺毒于生靈。惡貫滔天，神人共怒。”直到今天，主流輿論還是這么一個口徑。清人張廷玉修《明史》卻說汪直“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多智略，善施與，以故人宗信之”。《明書王直傳》說汪直在民間“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明朝平倭將領朱紈發現“三尺童子，亦視海盜如衣食父母，視軍門如世代仇讎”。至于“杭州歇客之家，明知海賊，貪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之打點護送”。總之，官方與民間、主流與邊緣對汪直的評價可以說是截然相反的。

我們現在的教科書在對待這個歷史問題時，更是有失輕率和武斷，把中日民間私下貿易的海盜一律稱作“倭寇”。其實，他們就是走個私，違背明朝落后偏執的海禁政策而已，上升不到民族感情民族大義等層面。

我們還可以與英國的大海盜作個比較，弗朗西斯·德雷克擁有來自大英政府的官方支持，他個人更是英王室晚宴上最受歡迎的客人甚至是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的私人好友，最后由于自己的海盜業績而被女王封為英格蘭勛爵從而登上榮譽的最高峰。至于威廉丹彼爾更是由海盜變作了英國皇家海軍軍官。歷史不能假設，但是直到今天，中國一些史學家還在遺憾：如果中國政府能以英國政府為榜樣，那么中國的海軍早就有了，落后挨打的歷史也將不會出現了。可能是基于這種遺憾，近來史學界有一種觀點就是肯定倭寇的，認為倭寇帶來了當時東南沿海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以及東南沿海的通商，拓寬了沿海居民的生存空間，從歷史進步的角度對倭寇作了肯定性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