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很多人忽視的，是近代西方列強對中國的文化侵略行為。這種行為，實比拿著槍刀直接往中國身上刺，更令人痛，更令人恨——文化侵略行為更惡毒，搶走了中國寶物不說，還破壞了中國優(yōu)良的民族文化，罪惡深處是想把中國的文化精神割裂開，自1840年(道光二十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人基本上便沒有太平過。由于“工業(yè)革命”的成功，產品過剩、內需不足，西方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急于向外擴張市場，古老的東方大國——大清帝國，便成為他們最為理想的擴張對象之一。

這種擴張，就是一種侵略。一個人種學上從未見過的畸形名詞——“洋人”，也隨著這種侵略行為，出現在中國老百姓的嘴里，成了可怕的代名詞。

中國現代考古權威、北京大學考古系原主任宿白先生稱：“中國的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以古代文明再發(fā)現著稱。”筆者認為，這種“古代文明再發(fā)現”，是以中國古墓古跡被洋人盜劫為代價的。以“來華考古”“聯合考察”等名義出現的盜掘活動，便是民國時期外國人對中華文化進行侵略的最赤裸裸的表現。

而在種種文化侵略行為中，以盜掘中國古墓古跡、尋找中國寶物之行為，最為暴露！

早期以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謝閣蘭、瑞典人赫定等人為代表，中國中西部地區(qū)許多古墓、遺址遭到他們毀滅性的盜掘。如果沒有洋人的親自參與和背后教唆，民國時期的盜墓活動也許就沒有那么猖狂。

如民國時期的長沙，有一個來自美國的洋盜墓賊，名叫柯克思。柯克思當時在雅禮中學教書，著名金石家商承祚在為柯克思的著作《中國長沙古物指南》作的跋中，記述了柯克思在20世紀30年代盜掘長沙一漢墓時的情形：“躬自參加，出入黝濕惡濁之墓穴，至忘寢食，每在墓中工作至子夜，或與土夫子共臥墓中守古物而不去。”除了親自與長沙當地盜墓賊一起盜墓，柯克思還從盜墓賊、文物商人手中騙買了許多中國文物，如土夫子從長沙南區(qū)一座楚墓中盜出的著名繒書，便是柯克思從名叫蔡季襄的文物商手中騙走的的。這些珍貴的長沙楚漢文物最后都被柯克思偷運出國門，至今無法追回。

國外文化侵華的另一種盜劫表現形式，是“傳教”。

新教即基督教新教。嘉慶十二年(1807年)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到廣州傳教，標志著新教正式傳入中國。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在帝國主義的武力支持下，來華傳教的人數急劇上升，美、英、德、加拿大等國傳教士絡繹不絕地到達中國的各個通商口岸，并以不平等條約為護身符進入中國內地活動。

傳教士在華活動有較強的迷惑性，往往被人們誤認為是傳播宗教信仰，或因他們也間接傳播了中國文化而被原諒。直到今天，仍有學者在其著文時感謝這些外國傳教士在傳播中華文化方面作出的貢獻。這是一種媚外的、奴態(tài)的思維，難道在傳教士出現之前，中華文化就沒有傳播？

事實上，當年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基本上都是本人所在國或所在組織的“文化特務”。在清末民初至民國成立后的20年時間里，這些傳教士簡直是明目張膽地盜搶中國古物。有的主教甚至直接成為盜墓者，或盜墓的“后臺策劃人”。如比利時的兩位神父閔宣化和凱爾溫，1922年(民國十一年)兩人先后盜掘了今內蒙古赤峰境內的遼興宗永興陵。

在河南開封傳教的加拿大主教懷履光，他受加拿大皇家安大略省博物館的委托，有意在華騙購文物，其在華活動資金，均由皇家博物館提供。1928-1934年(民國十七年至民國二十三年)，他伙同美國人華爾納，盜掘了包括洛陽金村等8座東周王陵在內的一批中國古代墓葬，其盜墓活動持續(xù)時間長達6年。讓懷履光到底盜走了多少中國寶物？他后來在自己的《中國古墓磚圖考》、《中國古代甲骨文字》，對他所獲中國文物進行了研究，大家才大概知道被他盜走中國文物數量，而他的書中所述僅僅是一部分。一個傳達士的真實身份，因他的著書立說而徹底曝光，真是傳教的么？真實的身份應該是披著教士外衣的文化侵略者！

從遙遠的西域，到中原腹地，再到東北邊陲，埋藏著無數寶物和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歷史、文化的中國土地，被這些洋盜賊挖得傷痕累累，一片狼藉。

外國人在中國盜墓，這是中國盜墓史上以往從來沒有過的現象。在中國本土盜墓賊和洋盜墓賊的雙重破壞下，民國時期的民間盜墓活動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都瘋狂。

而在所有實施文化侵略的外國勢力中，日本人無疑是頭一號。

在民國期間，最活躍的頭號外來盜墓賊，當數日本人。有關《日本在華盜墓和搶劫史實》，已在前面的文章談過，網友可以去看看，這篇文章就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