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雍正皇帝是個“折子控”，常常每天批十幾個小時的奏折，樂此不疲，還在折子上留下了不少有趣的“回復”。

比如雍正言之鑿鑿地寫道：“朕生平從不負人。”可是后人都評價他是一個刻薄寡恩、冷酷無情的人。又比如，雍正在年羹堯的奏折上親昵地批復：“從來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耳。總之，我二人做個千古君臣知遇榜樣，今天下后世欽慕流誕就是矣。”結果沒幾年，雍正就把年羹堯給殺了，一點都不顧“君臣知遇”之情，更不要提什么榜樣作用了。除了這些“黑色幽默”外，雍正皇帝也會講一些淺顯的笑話，比如他在折子上說別人壞話：“此人乃天日不醒的一個人，朕當日在藩邸罵他玩，都叫他'球'，粗蠢不堪，于登極后不記出仕何地。”“朕將王嵩調到，看伊竟是一不堪棄物，滿面鄙俗之氣。”雍正罵人也很有一套，痛罵之中帶著諷刺挖苦：“你是神仙么？似此無知狂詐之言，豈可在君父之前率意胡說的！”“朕這樣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這樣人！”“多賞你些，好為你夤緣鉆刺打點之用。”

正襟危坐、生殺予奪的帝王們，多少也有幽默感。只是帝王的幽默感有大有小，有的時候發作多數時候潛伏著。更重要的是，帝王的幽默感是異于常人的。他們的幽默雖然也會讓凡夫俗子會心一笑、嗤之以鼻或者捧腹大笑，但背后的“笑點”另有一番深意。

帝王生來“幽默”

幽默，按笑點來源定義，可以理解為一門自嘲和挑戰常識的學問。一頭大灰熊穿著芭蕾裙別別扭扭地跳上舞臺，開口就唱：“我是一只小蜜蜂。”這可以理解為自嘲，自己拿自己開涮。趙高指著一頭鹿說：“這是一匹馬。”這也很幽默，因為它嚴重侮辱了旁人的智商。如果旁人都附和說這的確是一匹馬，那就更幽默了。因為它挑戰了整個社會的常識。

我們先來說說帝王們“自嘲”方面的幽默。高高在上的帝王們斷然不會允許其他人嘲笑自己，也不會拿自己開涮。他們幾乎都自視極高，自信到自負的程度，認為我是上天之子，哪里有什么可笑之處？雍正皇帝在這方面就很典型，他喜歡在奏折上炫耀自己的英明偉大。比如他寫道：“朝中黨援亦皆由此分門立戶而生恩怨也，看透此者亦惟當年雍親王(就是他自己)一人耳。”“朕早知其非端人矣，今種種欺隱俱已敗露，服朕之明鑒否？”

雍正的兒子乾隆，比老爹更上一層樓，覺得自己武功古今第一、文章獨步天下。后人游覽大江南北，到處可以看到乾隆皇帝的“御筆”和大作。據說他還夸口，如果比拼文才，自己也應該是讀書人中的皇帝。(類似的大話，據說宋徽宗、康熙皇帝和明武宗朱厚照也曾說過。前兩人覺得自己參加科舉考試，一定能考中狀元;明武宗則認為自己不當皇帝去當兵，也能當個大將軍。)乾隆皇帝一生寫了四萬首詩，差不多是唐朝所有詩人作品的總和。他平均一天寫兩首詩，出了十幾卷印刷精美的御制詩集，但很遺憾，乾隆的四萬首作品中沒有一句留傳開來，如今的文學史都懶得提及這位皇帝詩人。這算不算是一種幽默？

明太祖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識幾個，造反以后開始識字看書，做在龍椅上也能處理公文。不過，朱元璋顯然認為自己文才了得。洪武七年，朱元璋舉行詩文大會，對大臣們創作的作品都不滿意，親自動手寫了兩篇，作為范文，言下之意是自己的文才比天下文臣都要高。此外，朱元璋對文學史也有興趣，寫文章批判過文學史的赫赫有名的韓愈、柳宗元等人，認為他們只會調用幾個辭藻，不通人情。幾百年之后，朱元璋的范文沒有流傳下來，文學史對他這個人也不屑一顧。可見，帝王雖然不會自嘲，一旦自負、自戀起來，更有“笑”果。

帝王在“挑戰常識”方面的笑料更多，不勝枚舉。最著名的可能是晉惠帝司馬衷，大臣們向他匯報老百姓沒有飯吃，司馬衷反問：“他們為什么不去吃肉粥呢？”他的后代子孫、晉安帝司馬德宗，長江后浪推前浪，非但不知道米和肉的區別，連雪花和棉花都分不出來。不過，帝王的無知，情有可原。因為錦衣玉食的司馬衷，吃的肉遠遠比米要多，自然就以為肉比米便宜、常見了。而司馬德宗根本不需要知道雪花和棉花的區別，衣來張口飯來伸手就可以了。

同樣，帝王們的自負，也情有可原。乾隆寫了一首詩，肯定是喝彩聲、叫好聲響成一片;朱元璋的“范文”，明朝大臣和秀才們也是組織“學習體會”過的。乾隆的詩集，估計銷量差不了，外省的州縣官吏說不定還要花關系才能搞到一兩本。皇帝得意洋洋之時，誰敢指出他其實沒有“穿新裝”？因此，在主動或被動的阿諛奉承聲環繞中，帝王們自信滿滿，逐漸發展成了剛愎自負，徒留笑柄。

無上的權力和制約的缺失，導致帝王們言行失常。而與生命相伴隨的政治壓力、權力威脅、感情淡薄，又助長了帝王們的反常言行。舉個極端的例子：南朝宋代山陰公主淫恣過度，對皇兄劉子業說：“我與陛下，雖男女有別，可都是先帝的子女。陛下后宮佳麗上萬，可我卻只有駙馬一人。這太不公平了！”

劉子業作為哥哥，竟然為山陰公主安排了面首三十人。山陰公主還不滿足，看到吏部郎褚淵體壯貌美，請求劉子業把他賞給自己當面首。劉子業竟然同意了，將大臣賞給妹妹。褚淵在山陰公主身邊十日，雖然被公主苦苦逼迫，“守身如玉”。山陰公主最后沒辦法，才把褚淵放回去。這對兄妹已經失常到了變態的地步，完全不顧親情倫理了。南朝是一個“父殺子子弒父”、近日兄弟相殘明天叔侄屠殺的威脅時代，劉子業等人“可憐生在帝王家”，從出生到入墳墓都生活在一個沒有親情、沒有溫暖，只見猜忌和殺戮的環境中。他們的心態怎么能正常呢，怎么不會表演出一些搞笑到匪夷所思的鬧劇來呢？

劉子業的母親病重了，派人去叫兒子來。劉子業卻說：“病人房間多鬼，哪能去呢？”不愿意去看望太后。太后大怒，高呼：“快拿刀來，剝開我的肚子，看是怎么生出這樣的不孝兒的！”《宋書》是宋代的正史，罕見的承認任何人只要犯了劉子業罪行的其中之一，就足以玷污宗廟、辱沒社稷，而劉子業居然把所有罪惡集于一身！

《宋書》對劉子業的死持歡呼的態度：“其得亡亦為幸矣！”但是，劉子業怎么從一個不諳世事的娃娃，成為人皆可殺的暴君的呢？同樣的“幽默”也發生在北齊文宣帝高洋身上。高洋臨終時，對弟弟常山王高演說：“你要奪我的位子就奪吧，別殺我兒子。”他很清楚自家王朝勾心斗角、刀光劍影，腥風血雨涌動。而一個個搞笑的獨裁暴君，正是被這樣的環境給毀了的。

體制和環境決定，不管是誰坐在龍椅上多少都會自負和無知。幽默感幾乎是帝王與生俱來的特性。帝王都不正常，搞笑似乎是常態。《晉書》記載前涼的割據君主張天錫縱情聲色，荒廢政務，就有大臣上疏勸諫。張天錫給了一個相當幽默的解釋：“我不是喜歡行樂，而是從中很有收獲。我看到早晨花就敬重才華俊秀的高士;觀賞芝蘭，就愛慕德行高潔的大臣;目睹松竹，就思念忠貞節操的賢才;面對清流，就器重廉潔的言行;一看到蔓草，就鄙視貪官污吏;迎著疾風，就痛恨兇狠狡詐之徒。引申開來，觸類旁通，為人從政的道理，都在這里面啊！”不得不承認，張天錫是個天才，搞笑還有一套自圓其說的謬論。不過他的“心得”顯然不能讓國富民強。前涼很快就被前秦滅亡，張天錫本人成了末代君主。

有人情味的幽默

說完體制和環境塑造的幽默，我們來看看另外的帝王幽默。

皇帝是一個嚴肅得有些枯燥的職業，要承造眾多的責任，包括許多形象和工作生活上的義務。意識形態、體制和臣下都要求皇帝在各方面都是楷模。這就造成皇帝的工作和生活都很“悲摧”，不僅不能為所欲為，一言一行還要受到條條框框的約束。我們似乎習慣了皇帝一本正經的樣子，一旦某個皇帝表現出常人的喜怒哀樂，就有“喜劇效果”了。

歷史上有不少皇帝追求常人的樂趣。明武宗朱厚照可能是其中的代表。他更出名的稱呼是正德皇帝。他禁止民間養豬，因為“豬”“朱”同音，老百姓天天“殺豬”，朱厚照心理受不了。

朱厚照一心想出宮玩玩，可被大臣們死死堵在紫禁城里，不讓他出門，還老在他耳邊念叨要讀書、勤政、親賢臣遠小人。朱厚照煩死了，就“精神分裂”出一個“朱壽”來，讓朱壽做大將軍，做太師，大夸朱壽。其實，朱壽就是朱厚照。機會終于來了，寧王造反。他大喜過望，馬上要求“御駕親征”。這回，大臣們不好攔他了。朱厚照高高興興地“郊游”去了，孰料縱馬過蘆溝橋時，大意把寵妃劉氏相贈的簪子掉了，朱厚照按兵不行，讓三軍將士趴在地上搜索簪子。找了三天沒找著，朱厚照悻悻地繼續南行。

到了涿州，前線傳來“噩耗”：南贛巡撫王守仁--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王陽明，一點都不領會領導意圖，竟然搶皇帝的風頭，不等御駕到達就獨立鎮壓叛亂、生擒寧王了。朱厚照聞報，頓足大罵王守仁，罵完后對王守仁的捷報不承認不宣傳，下令繼續南征--很有負氣的小孩子的作派。

到了山東，朱厚照嫌當地安排的宴席不好，不吃，也不生氣，笑道：“慢我何甚！”到了揚州，朱厚照大索美女。不過，朱厚照也覺得拆散夫妻不對，所以只抓處女和寡婦。抓來干什么呢？朱厚照不為色，不為享受，而是關起來當肉票，讓家人拿錢來贖。看來朱厚照不是貪戀美色，而是貪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