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說：鮮明的個性永遠是個謎。蘇曼殊就是這樣一個謎。

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幾乎沒有人像蘇曼殊一樣，能夠得到三教九流的同聲稱慕，而被稱慕的，多是他思想和行為的奇與怪。他以和尚的形象出沒于清末民初的寺院、文壇、政壇乃至妓院，他的和尚頭銜也因此多了很多前綴：革命和尚，浪漫和尚，錦繡和尚，自由主義和尚，情僧……

陳獨秀說，蘇曼殊“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天才”，但這個天才卻與瘋子只有一線之隔。他是和尚，卻抽雪茄，嚼牛肉，吃摩爾登糖，身邊還圍著很多漂亮女人。

身世之傷

如果說弘一法師是大悟紅塵，終于了卻俗世紛擾披剃出家，那么蘇曼殊則是典型的“煩惱即菩提”，他所有驚世駭俗的行為，皆因為內心有傷。

蘇曼殊的身世頗為特殊，用他自己的詩表達，就是“契闊死生君莫問，行云流水一孤僧”。

一個“孤”字，涵蓋了蘇曼殊的一生。

蘇杰生在日本經商時，娶了一位名叫河合仙的日本女子做妾。蘇曼殊的生母若子是河合仙的妹妹，曾經因為在姐姐家幫忙，被蘇杰生偶然看到胸口有顆紅痣。按照古代相書所說，女子身上有紅痣，必生貴子。蘇杰生與若子珠胎暗結，生下了蘇曼殊，但是兒子出生三個月，若子就離開了蘇家，從此再也沒有出現。蘇杰生本身已經有了一妻二妾，現在又有一個私生子，怕傳出去敗壞名聲，就謊稱蘇曼殊是河合仙所生。

這件事做得非常隱秘，就連和蘇杰生在日本一起生活的另一妾室大陳氏都瞞了過去。河合仙對蘇曼殊視如己出，蘇曼殊直到成年都認定自己是河合仙所生。

對于蘇曼殊，父親有一種莫名的期許，這種期許為蘇曼殊提供了四年無憂無慮、充滿歡樂的童年歲月。然而，就在蘇曼殊四歲的某一天，一位相士經過蘇家，指著蘇曼殊說：“是兒高抗，當逃禪，否則非壽征也。”這件事成為蘇曼殊人生的轉折點。

這個聰明過人，又調皮搗蛋的兒子該如何教養，成為蘇杰生的一塊心病，慎思熟慮的結果，就是把他送回老家接受中國式的傳統教育。

廣東白瀝港村的蘇家，是一個講究嫡庶尊卑、華夷有別的家族，中日混血的蘇曼殊被視為異類，“群擯作之”。家庭冷漠的氣氛讓蘇曼殊感到窒息，他的九妹回憶起哥哥返鄉后的生活時說：“一父數母，各愛其子女”，“時或嬸嬸輩言語不檢，人重此輕彼之分，使三兄感懷身世，抑郁不安。”有一次蘇曼殊身患重疾，大陳氏不僅不給他治病，反而把他鎖在柴房，“以待斃”。

父親的冷漠，加重了蘇曼殊的被遺棄感。

把兒子送回國后，蘇杰生雖然回過幾次家，但來去匆匆，并沒有表現出父親對兒子應有的關懷。后來，父親經營失敗回國，脾氣變得乖張暴躁，蘇曼殊一不小心就會遭到呵斥和謾罵。他曾一度懷疑自己不是父親所生，甚至自擬為江戶望祖之后。

家庭的慘痛，讓父子之情蒙上了悲劇色彩。1904年3月，蘇杰生病危，托同鄉到香港請蘇曼殊回來，蘇曼殊以沒錢為由，拒絕回鄉，父親去世，他也拒絕奔喪。

蘇曼殊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家庭事雖不足為外人道，每一念及，傷心至極矣！”傷心至極的結果，就是活得沒意思，活得沒溫暖，因為“身無所寄，心無所憂”。尋找歸屬感，成為蘇曼殊畢生的追求。

故國傷心只淚流

1898年，父親送蘇曼殊去日本留學，期望他將來能成家立業，光宗耀祖，并把照顧兒子的責任，交給了蘇曼殊的表哥林紫坦。

林紫坦每月向蘇曼殊資助10元，除去房租和吃飯，所剩無幾。即使這點錢，日后也被斷絕，這讓蘇曼殊很受傷。他在回國的船上給表哥寫信揚言要自殺，第一次有了“脫棄濁世之心”：“伶丁一身，四顧茫然，天下之大，竟無我容身之地;學業未成，壯志難伸，弗如一死耳！”

蘇曼殊和柳亞子一起游河時，看著河中的植物，出了一個謎語：在娘家綠發婆娑，自歸郎手，青少黃多;歷盡了多少風波，經受了多少折磨，休提起，提起珠淚灑江河。

謎底是竹篙，蘇曼殊覺得自己就是竹篙。

缺乏家庭溫暖的蘇曼殊，很自然地靠向了革命組織。

在日本，他早早加入了反清革命團體青年會，成為發起人之一。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俄國人想趁機侵占東北，青年會骨干專門成立了一個組織——拒俄義勇隊。蘇曼殊積極地報名參加，一個原本的柔弱書生，卻天天在操場上操練，練習射擊。后來，這個組織被清政府和日本聯手取締。他們又成立了國民教育會，看上去是搞教育的，其實是換湯不換藥。正是這個時候，蘇曼殊認識了陳天華和黃興等革命黨人。

蘇曼殊對組織傾注了極大心力，他每月只有10元的生活費，卻舍得把其中的三分之一捐給國民教育會，他甚至用“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來激勵自己投入革命。他從日本回國，一是被斷絕經濟來源，二是想要“披發長歌覽大荒”，闖蕩一番。

但是，理想與現實總有差距。

蘇曼殊回國后，到蘇州教書，同時給章士釗辦的《國民日日報》寫稿，翻譯雨果的《悲慘世界》，他是最早將雨果作品翻譯成中文的中國人。但是，他在報紙上發表的《嗚呼廣東人》一文，大罵廣東人只知吃喝玩樂，不知國事艱難，結果“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1903年底，《國民日日報》停刊，蘇曼殊為尋找革命出路，滿懷希望跑到香港投奔陳少白，遭到冷遇。陳怕他主持的《中國日報》失去讀者，不敢用他。

這一次香港之行，也讓蘇曼殊對革命產生了幻滅。他從陳少白口中得知，康有為等人募集款項的同時卻中飽私囊，非常生氣。他無法理解經歷過維新變法的人竟然也如此貪財，一氣之下向陳少白借手槍，說要斃了康有為。陳少白勸他：“我的手槍是有編號的，你打了他你可以走掉，那我怎么辦？”

革命無門，飯碗無著，蘇曼殊在1904年的農歷新年跑到廣東惠州的一座寺廟，削發為僧。

無端狂哭無端笑

法師胡秋原曾經說過，今天的人很難想到民國成立后的幻滅心情，“辛亥革命以前，一般青年希望民國成立再造中國的命運，結果‘莽操尸位’，一切成空。如果僅僅袁世凱之徒倒行逆施，其事尚小。然而一般新人物或革命志士，在清末已有變節者。至于民國，尤多趨于寡廉鮮恥，成為勢利之徒，一種幻滅與絕望之情襲擊當時的知識界。”

蘇曼殊的出家，不僅代表個人的感傷，也代表了社會的感傷，“代表對社會腐敗的反抗或逃避的一種絕望的心情”。只是，蘇曼殊不曾真正的遁世離俗，“他只是入世而不為世所污”。

辛亥革命成功后，很多人開始爭名奪利。蘇曼殊沒有享受革命成果，而是異常清醒地告誡大家，革命成果來之不易，萬不可“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正是他率先發現了袁世凱的野心，寫了一篇《討袁宣言》，大加撻伐。

蘇曼殊出家后開始翻譯拜倫的《哀希臘》，他把自己的愛國情懷與這篇文章聯系在一起，以至于翻譯完成后，泛舟湖上拜讀時，竟然歌而哭，哭而歌，船夫以為他是個神經病，丟下船就跑了。

整個社會都污濁了，蘇曼殊只有以自己的方式遠離。

作為一個僧人，他不常住寺院，他的一生大多輾轉在賓館，朋友家，也從來不參加任何傳統意義上的佛事活動，他的飲食習慣也不符合佛家的清規戒律。

蘇曼殊喜歡暴飲暴食。有一次他去易白少家做客，吃了炒面一碗、蝦膾二盤、春卷十枚，還有很多糖果。易白少以為他多日挨餓，便邀他明天再過來吃，蘇曼殊卻說：“不行，吃多了！明日須病，后日亦病。三日后當再來打擾。”

魯迅曾經這樣描述蘇曼殊：“有了錢就喝酒用光，沒有錢就到寺里老老實實過活。這期間有了錢，又跑出去把錢花光。”這位身披袈裟的僧人在外人看來更像是個浪蕩公子，手頭寬裕，就呼朋引伴，一旦“客少，不歡也”，于是托人輾轉相邀，“宴畢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謝”。

蘇曼殊在日本曾經和劉師培夫婦住在一起，有一次半夜三更他一絲不掛地闖入人家臥室，對著洋油燈足足罵了兩分鐘后扭頭就走。跟章太炎住在一起則半夜大哭，章太炎問他為什么哭，他說我最好的朋友劉三以前說要給我介紹女朋友，但因為我現在出家他不給我介紹了，連我最好的朋友都欺騙我。還有一次，他在東京馬路上看到一個藝伎正在搭電車，趕緊去追，因為跑得太快摔倒在地，掉了兩顆門牙，他也因此被朋友譏笑為“無齒之徒”。

蘇曼殊最為人詬病的是出入妓院。有人曾這樣描寫他的生活狀態：“每在滬上，與名士選色征歌無虛夕”，只要有妓女傾訴身世之苦，“即就囊中所有予之，雖千金不吝”。他光花在“青樓楚館”的開支多達1877元，而當時一個女仆的月工資只有一塊錢。

陳陶遺曾在青樓批評蘇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應戒欲，你怎么能夠這樣動凡心？”陳陶遺不知，蘇曼殊在妓院經常孤坐，很少跟妓女說話，他還有一個非常奇怪的潔癖——不許妓女碰他的衣服，他是入青樓而守身如玉。

陳獨秀說，自己所有的朋友中，“像曼殊這樣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別人在禪堂開悟，他卻在妓院開悟，因為他從小缺失母愛，需要在這里得到補償。而他所有的瘋癲憨傻，在陳獨秀眼里卻是對于人情世故看得過于透徹而不肯信仰，他的暴飲暴食，也被看作是“以求速死”。

1918年5月，蘇曼殊病逝，后事由汪精衛料理。六年后，由孫中山出資，葬于杭州西湖孤山，離他的墳墓不遠處，長眠著一代名妓蘇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