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自古有之，有天生的，也有后天因某種原因成為的;就像其他人群一樣，在同性戀人群里，也有出賣肉體的，那就是男娼;男娼也是自古有之，就像妓女的歷史是一樣的漫長。男人作娼，出賣自己的肉體，成為異性和同性的玩弄物，在中國的歷史上一直就有，只是由于中國封建社會漫長，夫權意識積淀深厚，對男娼現象史翰不彰，其辭閃爍，稗海難尋。主流社會一直鄙視男娼，認為男人賣淫遠比妓女倚門賣笑出賣色相肉體更加令人厭惡，因為男娼是男人的至上尊嚴遭到了摧毀性的打擊。

男人作娼首先是供有財有勢的貴婦享用，南北朝時代的山陰公主對劉子業說，“我與陛下雖然男女不同，但都是先帝所生，不應有厚有薄。你宮中六宮佳麗數以千計，供你一人歡娛，而我只有駙馬一個，未免不公平！”劉子業覺得有道理，便親自為妹妹挑選了三十個健美無比的男子，供其淫樂。武則天穢亂宮中，為了引誘張氏兄弟以及薛懷義供自己玩弄，寵優有加，還特設“控鶴監”，廣羅天下美男子，號稱“面首三千”。貴婦男娼，一是靠淫威相逼，二靠利祿相誘。男娼除了為女人玩弄，還為喜歡同性戀的權貴男人所準備。

史籍上記載把這種男娼稱為男寵、男色、頑童、孌童等。《說苑》中記載：“彌子瑕有寵于衛靈公，嘗有母疾，竊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異日，于靈公游于果園，食桃而甘，以其余獻靈公，靈公曰，‘愛我忘其口焱寡人。’”這就是“分桃”，至于“斷袖”，都是很熟悉的橋段了，這兒就不說了。自此，這樣的同性戀行為綿延不絕于書。明清時，在福建、廣東、北平等地，同性戀的蔚然成風，女有“閨中膩友”，男有“契哥契弟”。清代還有條法令規定，“優伶的子孫，以至于受逼為奸的男子，不許應科舉考試。”這條規定間接說明，當時同性戀的風氣的盛行。

福建人的同性戀親密關系，應該是全世界的同性戀的楷模，他們在肉體上相通，在精神上追求忠貞不渝，在經濟上甚至連契弟“后日生計及娶妻諸費”都要承擔起來。沈德符分析：福建近海，明代海盜出入如麻，船上忌諱有婦人同船，所以同性戀由此產生。這個說法在現在看來有點而牽強，就是發生同性性行為，也是境遇性的同性性行為！

福建人互稱契哥契弟，京師稱之為“小唱”。宋徽宗趙佶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玩兒女人樂此不疲，玩兒男人也縱欲無度，他的宰相李邦彥和副相不好好輔助君主，專門迎合他的淫欲，“雖為相，然事徽宗考極褻”。徽宗飲酒，副相短衫窄褲，說著淫詞浪語，李邦彥更是戴著各種面具和穿著各種衣衫，扮出各種姿態，取悅徽宗。

明武宗也好男色，有次通過馬昂見到了長得英俊威武、肌肉發達、身材健美的一介武夫江彬，十分喜愛，何況江彬口才不錯，武宗更是癡迷，當夜就留宿。后來江彬還帶著武宗到處尋找美色，荒廢朝政。帝王如此淫亂，但老百姓的同性愛倒是愛得可歌可泣，在《耳談》里面就有這樣一個故事：

一個平常百姓家里的男兒喜歡當兵的，又沒有地方做愛。當兵的有天晚上在倉庫值班，出入的人必須登記。那個男兒冒名頂替來到倉庫見當兵的，兩人就在倉庫里做愛，大戰三個會合，百姓男兒還意猶未盡。剛好遇見有個美男出來賞月，百姓男兒就去調戲美男，美男大怒，叱罵，百姓男兒仗著有當兵的撐腰，就把美男打死了。當兵的說，“君為我至，義不可忘，我當代勞。”死囚兩年，兩年間，百姓男兒竟然給當兵的送飯這樣的事情都堅持不下去，士兵于是看透男兒的薄情，就揭發;男兒入獄。在男兒行刑前，當兵的又說，“渠雖負義，非我初心，我終不令渠獨死！”于是，“亦觸木死尸旁”。

一個士兵竟然為了他的打死了人的男情人，去承擔責任，為他償命，這不是為了一腔情愛何止與此？只是那個百姓男兒是一市井無賴，自己惹禍不敢當，難怪士兵怨憤;但在男兒死后，也不愿他獨死，就觸木以死相隨。這些事兒可見中國歷史上的男娼和同性戀有時候盛于宮闈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