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于1791年宣布“固定丁口，永不加稅”的養(yǎng)民政策，加上雍正推行“攤丁入畝”，二者等于逐步取消人頭稅，并將其并入土地稅。始料未及，人頭稅一減，百年間全國人口數(shù)量激增二倍以上，由一億增至三億，這也從反面說明人頭稅的效用。局部人滿為患肇始于明朝中葉約1500年前后。當時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畝以下，剩余人口開始外流，離開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這一趨勢，對于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壞是致命的，它宣告：一部分人已進入制度真空，蒸發(fā)了。隨著人口繼續(xù)增多，過剩人口和游民也越來越多，形勢愈益緊迫。儒教政治又茍延殘喘約三百年，至1800年清乾隆、嘉慶交際，清算終于來臨。此時，全國合計人均占有耕地資源已不足四畝底線。人均四畝的底線屬于古代農業(yè)生產承載力天限，是古代農業(yè)無法逾越的技術極限。低于底線，人民就會大量餓死，政治制度隨之失去合法性。至此，從理論上說，傳統(tǒng)社會的經濟體系已不能自給自足，建立在農耕經濟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無法維持，結局唯有崩潰。崩潰的過程，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直到國共內戰(zhàn)結束。

中國人習慣說帝國主義靠“堅船利炮”的強勢使西風東漸，這只是問題的一面。西方列強的侵入加重了中國的苦難，那只是外因。假如沒有西方文明到來，儒教政治也會自行坍塌，因為人地危機始終擺在那里，且愈演愈烈。體制外的“太平天國”和泛濫的幫會、教門都是縫隙，西方人的到來不過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俗語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一個是縫，一個是蒼蠅;中國社會內部不出現(xiàn)人地危機和制度縫隙，西方蒼蠅便無機可乘。其實，西方列強早就對中國垂涎欲滴，從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至大不列顛英帝國，早已環(huán)伺幾個世紀，就等雞蛋出現(xiàn)裂縫。這裂縫，他們并不知道是什么，國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我們才知道，是儒教文明特有的人地危機。

按照人口增長趨勢，19世紀后中國大地業(yè)已人滿為患，儒教制度根本無法管理，天限已經來臨。清代學者汪士鐸于1855年在《乙丙日記》中痛苦地記載：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開深菁，猶不足養(yǎng)，天地之力窮矣。汪士鐸道出了“裂縫”：到處都是莊稼，還不足以人民果腹，餓殍遍野。正此時，覬覦已久的西方豪強破門闖入，瘋狂掠奪，加重了古典儒教制度垮塌過程的慘烈性，就像一群餓獅子撲向一頭老羚羊，加重了中國人的死亡和苦難。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和數(shù)十億兩黃金白銀的賠款掏空了中國社會的財富，極大阻礙了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人口過剩的歷史細節(jié)，在清代洪亮吉《洪亮吉集》中也有記載。人滿為患態(tài)勢逼近，耕地緊缺，下層民眾無法守著宗族村落安居，無奈之下只有遠走他鄉(xiāng)，尋求生機。結果，定居生活支撐的社會模式宗族、宗法、綱常、禮俗開始瓦解，儒教制度逐漸被拋棄。

其實，并非到1800年，中國人才開始游離定居生活。早在1500年，福建、安徽等省人口就開始闖蕩天下，經商、勞務、做海盜、下南洋……往前說，并非1500年后中國人才懂得做移民。自商周以來，中國就有一些商人，往返長途販運，他們是中國移民的先驅。商人之外，更多游俠、旅行家、方士、郎中、戲班……往來遷徙，歷朝絡繹不絕。兵荒馬亂時，還有綠林、響馬、胡子、匪盜、秘密結社……所有這些人群，都為后來的中國的移民社會模式也就是“江湖”，做過“貢獻”。這個自發(fā)的移民模式，逐漸演變?yōu)橹袊慕鐣５牵?500年前，流動人口占社會總人口比例極低，如果不計戰(zhàn)亂時期流散人口，正常年份不足一成。這些人在人口規(guī)模里比重極小，還不能動搖儒教文化制度，且不時被統(tǒng)治者打壓。

1500年后，耕地接近飽和，局部人口過剩導致游民比例開始攀升，至1800年全國人口接近飽和，游民如洪水般散開，逃荒求生，全國蔓延，數(shù)量經常占總人口半數(shù)以上，嚴重動搖了儒教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tài)。1800年以后的整個19世紀，儒教制度逐步地走向破產。從此，中國就不可能走回定耕文明的老路，必須考慮用新模式解決迫切的人口增長問題，重組社會組織體系，提高資源配置水平從而提高生產力。至此時，中國古典性已經終結。然而，現(xiàn)代性尚未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