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禮罪”，即“收受禮金罪”。據媒體報道，這一罪名很可能成為刑法修正案中的新犯罪條款。官員收禮，實際上就是變相受賄。早在西漢時，中國官場已嚴禁官員收禮;南北朝時期的北魏還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收禮罪”， 收受禮金數額巨大的要判處死刑“大辟”……

漢代官員調動時禁收下級禮金

如接收原來屬下贈送的東西，除沒收所受禮金外，還要免職奪爵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時期，官場“禁令”尤重反腐。漢文帝死后，漢景帝劉啟繼位的當年(公元前156年)便出臺了多項官場禁令，除禁公款吃喝、禁行賕(行賄)受賄等反腐措施外，還對官員任免調動時的收禮行為作出規定。據《漢書·景帝紀》記載：“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官員職務調動時，如果接收原來屬下贈送的東西，除沒收所受禮金禮物外，還要免職奪爵，處以罰金。

劉詢是漢代帝王中反腐最嚴厲的一位皇帝，曾把踩“紅線”的御史大夫蕭望之都給免了。御史大夫的職責為“掌察百官善惡”，官員一般不敢給他送禮行賄。有人為巴結御史大夫蕭望之，于是“走夫人路線”。蕭望之本有“公車私用”的詬病，而蕭妻又愛使用蕭望之的手下辦私事。有個人在給蕭家辦私事時，有意自掏腰包添錢進去，間接將禮金送出。據《漢書·蕭望之傳》記載，這筆錢金額很大，“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結果這事被丞相手下專門負責糾察的司直緐延壽知道了，蕭望之被彈劾免職。比起劉詢，漢武帝劉徹反腐更徹底。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劉徹在地方置13州部作為監察區，分設刺史，并出臺了“六條問事”明確監察官員的職責。“請托所監”、“通行貨賂”等腐敗行為，都屬“不法”，要加強檢查、監管。

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收禮罪”出現于北魏

且是中國古代法典上最為嚴厲的收禮罪

但到了晉代，官員收取下屬和管轄區禮金卻不違規，反而是“合法”的，這與大多數朝代“禁禮”的做法背道而馳。晉代官場甚至流行一種“送故制度”，即“送故迎新制度”。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歡送老首長，迎接新領導。“送故”本來是一種禮儀，一些“門生”、“故吏”為表效忠顯孝心，給舉薦自己當官的領導饋送禮物。東漢時期“楊震卻金”的故事，就是門生王密給恩師夜送十斤黃金引發的。

早在西晉惠帝時，送迎之風已開始盛行。據《晉書·王戎傳》記載，當時“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到東晉時，迎新除派車馬前去迎接，還要營造官邸府宅給新上任的官員，甚至得配齊用品;調走后，則有大筆饋贈，數目驚人，動輒以百萬計。有的官員家貧，還可優先獲得去地方做官收禮的機會，稱為“恤貧之法”。如有個叫王述的官員，當年家里窮，于東晉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申請到宛陵(今安徽宣城)任職。因在任時收禮太頻繁，多達1300次，朝中老臣王導遂派人勸他收手，王述卻說“足自當止”。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劉駿(孝武帝)當皇帝時，竟要求刺史任滿還郡時給他送禮，名為“獻奉錢”。

送故迎新所需的大量錢財和土特產，加重了民間“雜供給”負擔，導致“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所以到南朝時，雖然“送故制度”尚存，但已有相對嚴格的限制，不該收的不準收，否則要遭懲罰。劉宋朝時，本為吳興太守的王韶之便因“去郡長取送故”被免除了官職。相對于南朝官場的“禮金腐敗”，主要由北方少數民族控制的北朝，則嚴格“禁禮”。北魏建國初期就對官場腐敗說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反收禮受賄制度。中國歷史上真正的“收禮罪”，即出現于北魏。

現在的“官員財產申報登記制度”，其源頭或許起自北魏。明元帝神瑞元年(公元414年)冬十一月，朝廷派“使者”(中央巡視員)到各州，查核地方主政官員的個人財產，只要說不清來源，不是自家帶來的，都視為贓物，全部登記入冊，此即所謂“非自家所赍，悉簿為贓”。在北魏收受禮金數額巨大的，要以“收禮罪”判處死刑。據《魏書·刑法志》記載，太和五年(公元481年)舊律規定：“枉法十匹，義贓二百匹，大辟。”什么叫“義贓”？南宋末學者胡三省注稱：“義贓，謂人私情相饋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義贓”，與直接貪污受賄所得的“正贓”相對應。

北魏“收禮罪”的制定者是大力推行國家政治改革的孝文帝元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官員“班祿制”(工資制度)正式頒布實施后，孝文帝“更定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北魏的“收禮罪”不僅是最早明確的收禮罪，而且是中國古代法典上最為嚴厲的收禮罪。為了落實此制度，在詔令下達后，孝文帝即效法明帝神瑞元年的做法，“遣使者巡天下，糾守宰之不法。坐贓死者，四十余人。”“收禮罪”的實施，反貪效果顯著。《魏書·刑法志》總結稱：“食祿者跼蹐，賕謁之路殆絕。”意思是，官員們一個個都趕緊收手，行賄送禮之路幾乎斷絕。近30年最好看的長篇白話春秋讀本！人氣爆棚，百萬讀者口碑推薦，當紅歷史作家小馬連環的代表作！文壇大家余世存、天下霸唱鼎力推薦！我們正處于又一個春秋的時代！

唐朝向官員送禮行賄同樣要被處罰

《唐律》規定：官員受賄“五十匹流二千里” 行賄“罪止杖一百”

到了隋唐時期，中國官場反腐的司法條款更為規范。隋朝在建國第三年，即開皇三年(公元583年)便頒布了《開皇律》，專列《職制篇》，對官吏的違法失職行為予以懲罰。唐朝繼承了隋文帝從嚴治吏的傳統，除了對受賄罪細化并加重處罰外，還對官員“收禮罪”進行了詳細的司法解釋。據《唐律疏議·職制》記載，“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遺及乞取者，與監臨同;經過處取者，減一等。即強乞取者，各與監臨罪同。”大概意思是，公職人員利用外出公干時，接受當地所送禮金(物)的，與監臨官受賄相同;如果收取過境地官員贈送的禮金，罪減一等。如果主動索禮，則與監臨官受賄同罪。所謂監臨官，就是有監察臨視之責的主管官員，通俗說就是有工作利害關系的直接上級領導，這樣的領導受賄所定罪名就是“監臨罪”。監臨罪為“六贓罪”之一，量刑相當重。

《唐律》規定：“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物者，一尺笞四十;每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與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從中可見，對送禮行賄的“與者”，也要懲罰，打一百大板。如果“強乞取者，準枉法論”。但是，唐朝雖有完備、嚴格的反腐制度，但因權力未能被關進“籠子”里，官場收禮受賄現象并未杜絕。如吏治很積極的唐玄宗，其任內大貪官多多。唐玄宗寵妃楊玉環的遠房親戚楊國忠當了宰相后，大肆收禮，朝野內外向他送禮的人不絕其門，僅家中積累的上等細絹就有三千萬匹，此即《資治通鑒》里所說的“中外餉遺輻湊，積縑至三千萬匹。”

元朝官員過生日收禮“以贓論”

《禁治察司等例》規定：“不得因生日節辰、送路洗塵，受諸人禮物”

宋朝對收受屬地官員禮金的處罰，效法唐律，但對收取“生辰綱”這樣的“生日禮”，似乎并沒禁止，更未入罪。到了元代，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元朝破例將最容易被視為“人之常情”的生日、節日收禮行為入罪，而不再僅僅局限于以往職場上的收禮。據《元典章·臺綱卷·體察》記載，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八月頒《禁治察司等例》，內有十二條，其中一條規定：“不得因生日節辰、送路洗塵，受諸人禮物，違者以贓論。”按察司是負責刑獄、按劾、巡察等事務的省級監察機構，后易名“肅政廉訪司”，所以對任職官員的廉潔要求很高，古今常見的生日禮、節日禮、接風洗塵禮，都是禁收的。

雖然收禮入罪細化到收生日禮、節日禮等，但是元朝中后期官場收禮的現象仍然泛濫。明葉子奇《草木子·雜俎篇》中記述：“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之為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赍發錢’，論訴曰‘公事錢’。”明清兩朝反對官場腐敗可以說比以往歷朝都更加嚴厲。清朝康熙年間，由康熙皇帝提議，發起了“官員禁禮自律公約”：“自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元旦為始，不賀歲，不祝壽，不拜客，有蒙賜顧者，概不接帖……”但事實卻令人尷尬，明清官場送禮名目并不見減少。相反，送禮與收禮的“藝術”都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以書畫古玩、奇珍異寶為禮品的所謂“雅賄”，在明清時期最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