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明代的中日關系主要是圍繞倭寇、朝貢和抗倭援朝這三件大事展開的。其中，倭寇最讓明朝政府和百姓頭疼，從朱元璋（1328—1398）建立明朝開始，倭寇就來騷擾，幾乎與明朝的存亡相始終。

雖然接到倭寇侵犯的報告后，朱元璋怒發沖冠，為杜絕倭害，有派兵征討日本的打算，但由于明朝剛剛建立需要休養生息，而且北方元朝勢力還比較強大，他感覺還是通過外交途徑，不戰而屈人之兵為上策，于是按捺住了怒火。

朱元璋認為倭寇侵犯中國沿海各地至少是得到日本政府（應該說是九州島的地方政府）的支持或默許，所以決定遣使直接和日本國王交涉，通過外交途徑解決。

明使一開始到達的是日本九州島，當時懷良親王（《明史·日本傳》寫作“良懷”）割據九州島。朱元璋與懷良親王的幾次使節往來非常不順利，直至最后朱元璋一怒之下決定與日本斷絕關系。關于這部分，歷史講壇的另一篇文章中有詳細介紹（《朱元璋為何要求后世子孫與日本斷交？洪武年間的中日恩怨》）。

不過，《明史》卻多次記載說日本來朝貢了。例如，洪武七年（1374）七月，有日本人來貢；“未幾，其別島守臣氏久遣僧奉表來貢”。接著洪武九年（1376年）四月、十二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九年……都有所謂的日本使節來，幾乎是年年入“貢”，歲歲來“朝”，但因他們幾乎都沒有表文、國書，如此無禮！朱元璋拒絕接納。

有時來朝的“日本使節”縱攜帶有“書”、“表”卻言“詞不誠”。

所謂的“日本使者”不帶表文的原因是，真使者不帶表文是不想在稱呼上為難（即稱臣與否，不帶，可以回避稱臣），“倭寇”冒充的假使者自然沒有。據《明史·日本傳》記載：

倭性黠，時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東南海濱患之。

可見那些朝貢者多是一些“不得間”日本“海盜商人”。他們經常到中國或朝鮮進行貿易，往往很不景氣，日本那時沒有什么可以輸出的。倒是他們想購買的東西太多，當自己的貨物沒有出售而無錢購進的時候，他們一旦發現沿海官府和中國百姓沒有防備，就搖身一變成為海盜，搶劫沿岸中國居民。如果看到沿海中國百姓有所防備時就貿易，一旦遇到官兵就說他們是來朝貢的，“戎器”竟成了貢品。

狡猾的倭寇和一些日本商人知道，明朝政府像中國歷代專制政府一樣甘心做賠本生意“朝貢貿易”，于是，他們就利用了中國帝王的自大心理，在不便搶劫的時候就冒充是日本政府的使節入貢，所謂“不得，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是也。在明朝史書中有許多關于日本使者來明朝的記載，其中幾乎有不少是所謂“貪商冒名之徒”一時的急變，根本沒有攜帶國書、表文。他們是冒牌貨，哪里有表文？

縱觀整個明代的中日交流史，日本朝貢使節和海盜之間的身份總是很曖昧，或者表現得很曖昧，這也不僅僅是朱元璋一朝的事。

當時的日本正處在“下克上”，即以下犯上，盜賊流行的時代，即使是那些看似儒僧的或打扮成儒僧的使節，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強盜習氣，在一些明人的眼里日本大使與倭寇往往沒有分別。如寧波爭貢時的日本使節，搖身一變就是海盜。

中國正史中就不乏日本貢使“變身”為海盜的記載，如《續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七就有如下記載：

明景帝景泰四年，日本“貢使至臨清，掠居民貨”。

天順初，“其王源義政移書朝鮮王，令轉請遣使謝罪，廷議使臣不得仍前肆擾”。

成化四年十一月，“倭使傷人于市，曲赦之”。

明孝宗弘治九年三月，日本國王“源義高遣使來京，還至濟寧，其下仍持刀殺人，詔嚴防禁”。

以上史實可見，明朝防日本貢使亦如防盜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