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貫中將來自雅、俗兩個不同層面的文化融為一體，并按自己的主體認識、價值觀念和藝術好惡加以扭合，從而使作品具有十分豐富的文化蘊涵。在《三國演義》中，既有上層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折光，又沉淀著廣大、深沉的民間思想。它是一部形象化的三國興亡史，同時也是一部民眾眼中的政治、軍事史。

因為素材大部分來源自民間，固然為《三國演義》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也為寫定者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當它們進入小說文本時，伴隨著不同思想及不同審美趣味的滲入。而民間情感與良史精神并不總是一致的，甚至可能互相沖突，這就對寫定者的創作構成了嚴峻的考驗。羅貫中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妥善地處理了民間情感與良史精神的關系，并獨出機杼，創造出了一個具有巨大包容力的藝術世界。三國史事的歷史著作不僅為《三國演義》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史事框架，同時歷史意識和官史所代表的史學意識也直接影響了小說的創作模式和基本傾向。求實傳真精神與經世意識是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征，體現在史書編撰中要求編撰者必須采取客觀的態度，同時又重視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探求，以達到“資治”、教化等目的。這些特征在《三國演義》中都得到了比較好的體現。

《三國演義》在創作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依史以演義 ，作者的創作目的是描繪一部形象化的三國興亡史，其間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意圖十分鮮明。小說的敘事起于漢靈帝中平元年(184)，終于晉太康元年(280)，比較完整地敘述了魏、蜀、吳三國興起、發展及滅亡的歷史。小說借鑒了編年體史書的編著模式，以三國紛爭的歷史進程為主線，以王業興廢為焦點，把近百年的歷史故事有機地組織在一起。主要寫了三國時期的政治和軍事斗爭，而作者的興趣則在于揭示這個時期的各個軍事集團如何興、如何亡。如前33回的主要內容是漢末的群雄爭霸，矛盾的焦點是曹操和袁紹兩大集團的斗爭，作者對二人作了多方面對比，重點則是對興亡教訓的總結，順民心、得人才、有謀略者得天下，這是作者表達的主要思想。后十五回寫三國的覆滅，主要展現的是三國各自的內部矛盾，尤其是對司馬篡魏、后主信讒、孫皓暴政等作了深刻的描寫，情節雖然簡略，但著眼點仍在如何興、如何亡。作者以寫實的態度，比較客觀、完整地展現了這百余年的歷史過程，其中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給后人留下了很多啟示，因此具有極大的魅力。

在創作上，《三國演義》繼承了傳統史學的實錄精神，“七實三虛”可以說是該書取材的基本原則，小說中雖有不少虛構成分，但大的歷史事件皆取之于史冊，主要人物的性格、經歷也基本符合史實。面對豐富、復雜的史料和民間故事，作者主要進行了兩個方面的工作：

首先，以史實為依據，剔除來自民間文化中過于荒誕、鄙俗的成分以及不符合人物性格的情節。《三國志平話》是民間三國故事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三國演義》創作時最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之一，該書的情節大多擷自民間傳聞，其中有不少荒誕無稽的情節，如以司馬仲相斷獄的故事開頭，以劉淵滅晉興漢收尾，使全書帶有明顯的因果報應色彩。這樣的安排代表了下層民眾的一種愿望，但放在歷史小說中不僅不協調，而且顯得十分荒誕。羅貫中刪去了這一頭一尾，不僅避免了枝蔓，而且淡化了因果報應色彩，使小說成為蘊涵更為豐富的歷史悲劇。此外，《平話》中的一些與史實不符或與人物性格不符的情節，如劉、關、張殺督郵后上太行、劉備從黃鶴樓私遁等，都被作者舍去了。

其次，精心提煉情節，增強小說的文學性。《三國志》、《資治通鑒》等史著為《三國演義》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作者的主要任務就是對這些雜亂、原始的材料進行重新組合和工，《三國演義》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在尊重歷史，使情節框架合乎史實的前提下，充分發揮想象，將這些來自史書、民間的各種素材整理、提煉成一個又一個生動的故事情節，從而使小說的藝術性大大提高，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關于“赤壁大戰”的“重寫”。對來自民間的各種傳說以及過于荒誕、不符合史實的情節，作者做了大量刪削，但是對其中的一些雖違背史實卻不背離情理、不背離人物性格的故事如“桃園結義”、“三英戰呂布”、“連環計”、“千里獨行”等卻予以保留，并使它們成為小說中十分重要的構成部分。

總的來看，《三國演義》雖然保留了許多虛構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注重故事的生動有趣，但同時又盡可能地靠攏歷史，而在處理兩方面不可避免的矛盾沖突時，它基本遵守的是史實優先的原則。章學誠稱《三國演義》的特點是“七實三虛” ，不論這個說法是否準確，但道出了《三國演義》成功的一個秘訣——“實”是史官文化的成分，“虛”則多與民間文化有瓜葛，只有融納各種文化，才能豐富小說的內容。但也只有經過精心整合，才能使各種異質文化水乳交融，才能提升小說的藝術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