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惠是《舊唐書·后妃列傳》中唯二單獨成傳的唐太宗后妃之一，可見其地位并不一般。那么徐惠在唐太宗的后宮中究竟擁有怎樣一個地位，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徐惠又是怎樣的一個存在？而讓徐氏一族飛黃騰達的究竟是唐太宗還是唐高宗？

根據史書的記載，徐惠于貞觀十一年入宮，被冊為正五品的才人。又因“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不久便升為了正三品的婕妤，其父徐孝德也因此升了一級官，由從六品下的將作監丞被升為從六品上的禮部員外郎。繼婕妤之后，徐惠又被晉為正二品九嬪中的第八級充容，這便是她在貞觀一朝的最高封號了。

不過充容雖然位列九嬪，但僅為九嬪中的倒數第二級，只比最末一位的充媛高一級，也就說仍只算是個下嬪。想想貞觀二年的時候，唐太宗聽聞鄭仁基的女兒“容色絕姝”便要聘為充華(即充媛)，而鄭氏的出身比起徐惠并無特別之處，僅僅是因為容顏絕色便能一舉成為九嬪之一，反觀徐惠在后宮十二年，憑借自己的滿腹才華才一步步坐到了下嬪之位，也無怪乎徐惠自己也要感慨“一朝歌舞榮，夙昔詩書賤”了。

至于徐惠和唐太宗之間的關系究竟能親密到何種程度，從李治與晉陽公主的事情中便能略窺一二。

眾所周知，李治與晉陽公主自幼是被唐太宗親自撫養長大的，特別是李治，直到被立為太子，唐太宗仍舍不得讓他搬出自己的寢殿住到東宮去。所以即便是貞觀十八年劉洎上疏，懇求讓太子搬回東宮居住，唐太宗也不過是令其與岑文本馬周等人“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卻絕口不談讓李治搬離自己寢宮的事。一直到貞觀二十年褚遂良再次上疏，唐太宗這才讓李治每個月一半的時間住到東宮去。若是徐惠真的到了能夠常伴君王側的程度，唐太宗又怎么會如此舍不得已經成年甚至都已當父親的愛子離開自己的身邊呢？更何況如果徐惠真的與唐太宗的關系親密無間到了一定程度，那么能夠在唐太宗發怒時為大臣們徐徐辯解的，能夠讓朝中大臣多蒙其惠的，就不會是晉陽公主而應當是徐充容了。

而徐惠出眾的才華雖然頗得唐太宗的賞識，與唐太宗之間的互動也看似不少，但基本上都是奉詔應和之作，比如《奉和御制小山賦》，便是徐惠與許敬宗等人在隨同唐太宗游翠微宮時共同奉詔寫下的作品。再比如徐惠在揮就《進太宗》一詩時，面對的是唐太宗久召不至下十分不耐煩的情緒，所以“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這句詩的本質是為了解圍而作，并非是在展現所謂的“驕傲恣意”的個性。

再看那篇讓徐惠名垂青史的《諫太宗息兵罷役疏》，這篇文章的出現，標志著徐惠已經達到了其一生中最為巔峰的時刻，因為無論是從文章的立論還是辭藻的修飾來看，能夠出自一后宮嬪妃之手實非易事，更何況這篇上疏也是繼晉武帝的左貴嬪獻誄賦頌、宋孝武帝時韓蘭英獻《中興賦》、陳后主的沈皇后“數上書諫爭”后有唐以來的后宮第一人。所以無論是《舊唐書》還是《新唐書》，都不厭其煩地在徐惠的列傳中收錄了這篇諫言，然而此文讀罷之余又不禁令人為之嘆息，這不僅僅是因為徐惠的諫言并未取得任何效果，更是因為從這篇諫疏中所得出的結論。

唐太宗的后宮中，能夠大膽諫言的只有長孫皇后與徐惠二人，然而此時此刻看來，這二人又是有著極為明顯的差距。長孫皇后的娓娓道來在徐惠這里變成了駢散相間的工整;長孫皇后的言簡意賅演變成了徐惠的長篇大論。徐惠與長孫皇后同處后宮，明明可以像她和魏征一樣直言進諫，卻偏偏選擇了同房玄齡那樣上表談論。房玄齡是因為病重無法面見皇帝才上表的，那么徐惠又是因為什么原因才選擇了上表而不是直接面圣進言？

所以徐惠此舉一出，除非她是意在表現自己的才華，否則這樣的一篇諫表只會讓人覺得除了展現文采外，更多的是中規中矩。而徐惠的勸諫也并不如長孫皇后那樣和風細雨，潤物細無聲，給人一種尋常夫妻間促膝談心的感覺，反倒是讓人感覺到其中只有君臣之間才會出現的拘束與拘謹。而這樣的差異與其歸結為是因為妻妾之間身份地位的有別，不如直接一針見血地指出：徐惠終歸還是沒能真正地走近唐太宗，更無法以一種自然而親密的姿態融入到唐太宗的生活中。

也正因為如此，唐太宗晚年的詩作中多有流露傷懷悲秋之情，若徐惠真能了解到唐太宗這種落寞寂寥的心境，以她的文采與聰慧心性不可能不加以寬慰，然而卻不見其詩文中有任何的勸慰之作。

等到貞觀二十三年唐太宗駕崩，徐惠身為無子嬪妃按例被送進崇圣宮清修，自此“山宮一閉無開日，未死此身不令出”，事死如事生。不過這樣的生活對于才女徐惠來說打擊太過沉重，當真是應了那句“只合當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于是一年后，徐惠留下“得先狗馬侍園寢”——在祭祀所用的狗馬之前先去侍奉陛下的陵廟這樣謙卑的遺愿便郁郁而終了。

唐高宗李治將徐惠此舉視為殉葬，并大加贊賞，不僅將其追贈為四妃之一的賢妃，還允許她陪葬昭陵石室。

不僅如此，徐惠的家人也就此飛黃騰達起來。徐惠的父親徐孝德更是迎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越級提拔，被李治擢為了正四品上的果州刺史，連升6級，卒于任上時，李治還“優敕令官造靈舉，別加賻物，具給傅乘，資送還京”。而徐惠的弟弟徐齊聃也被任命為沛王李賢的侍讀，徐惠的妹妹徐氏同樣因為才名出眾被李治召進宮，封為正三品的婕妤。

縱觀徐惠在唐太宗后宮中的境遇，可以得出的結論便是：對比唐太宗后宮中其他只因生子而被記載了一筆的嬪妃，相對而言擁有更多事跡的徐惠自然算是比較有存在感的;但即便不和寵傾后宮的武惠妃，禮數實同皇后的楊貴妃，嬖幸專房的獨孤貴妃這些頂級寵妃相比，徐惠的“得寵”仍舊十分有限。畢竟徐惠在唐太宗的后宮十多年，受封的最高封號充容也僅列九嬪中的倒數第二級，而徐家除了徐孝德因為女兒文采斐然被升了一級官外，并沒有因為徐惠的進宮得到任何好處。直到徐惠在唐太宗逝世一年后主動殉葬了，徐惠本人及徐家的待遇這才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所以就更不用說徐惠能對唐太宗有什么影響了，因為通觀徐惠的列傳以及留下來的詩文，都未見其對唐太宗的思想或決策產生過任何影響。更甚至貞觀二十二年四月徐惠剛上疏勸諫過唐太宗要愛惜民力勤儉節約，唐太宗雖然因此賞賜了徐惠，但兩個月后就下詔為長孫皇后建了一座被唐玄奘評價為“壯麗輪奐，今古莫儔”的大慈恩寺。這座宏偉富麗的大慈恩寺面積之大甚至占據了整個晉昌坊的半坊之地，總共修建了10多座院落，1897間房屋，云閣禪院，重樓復殿，十分奢華，與徐惠在上疏中所強調的節儉精神完全截然相反——所以又何來“影響巨大”一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