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的管同(1780-1831)曾指出明清風俗之異。他說明代時大臣專權，而清朝即使是大學士和地方督撫也不過是奉命行事;明代時言官競相言事，而清朝的御史們都可有可無;明代時的讀書人講學結社的甚多，清朝則完全見不到這樣的事例;明代的士大夫能夠主持清議，清朝則在科舉考試的時候就淘汰了那些膽敢議論時政的人。管同總結說，明代的風俗是“官橫而士驕”，清代雖無此弊端，然而士大夫只知道仰承上意，緘默畏葸，于是上行下效，在社會上養成一種不負責任的風氣，這是不良政治的根源(《擬言風俗書》，《因寄軒文初集》卷四)。

管同身在清朝統治之下，用詞婉轉，對明清兩代的風俗各有貶斥，但他的傾向是很明顯的。清末的劉師培就要激越得多，他說明代的讀書人雖然“疏于考古”，但是“切于通今”，取得功名的人對于國家的典章制度、政治得失都爛熟于心，相比之下，清儒“廉恥道喪，清議蕩然”，只求其是、不求致用，完全喪失了儒家士大夫的淑世情懷。(《清儒得失論》)

道光朝以下，像管同、劉師培這樣批評清代士風的論調層出不窮，在政治道德主義的語境下，清代士風敗壞似乎成為一種共識。即便今日跳出王朝本位的史觀，研究者也都承認，從晚明到清代前中期，社會風氣發生了重大的轉變，而士大夫政治定位的不同，則是這個轉變的重要表征。至于轉變的推力，自然首在清代前期嚴酷的文化高壓政策，但是像禁書與文字獄運動這樣的文化管控行為，究竟如何作用于一般讀書人的思想世界，并進而引起士林風氣的轉變，在以往的歷史書寫中仍只是一個大而化之的輪廓。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嘗試描述這個過程與機制。他從福柯處借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這個概念，比喻權力如通過毛細管的水一樣，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甚至普通讀書人內心最隱秘的部分。雖然作者自承，書中只有三篇論文是在此主題之下，分別是《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但是實際上，全書所收各篇論文所討論的清代思想與學術史的現象，無不在權力的籠罩下發生，也或多或少地都有權力的烙印。

艾爾曼在《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中就曾提出過清代的文化政策導致社會生活“非政治化”的看法。在《權力的毛細管作用》這篇論文中，王汎森更詳細闡述了這個現象：“清代政治對文化領域之壓制最大的影響，是因漣漪效應帶來各種文化領域的萎縮、公共空間的萎縮、政治批判意識的萎縮、自我心靈的萎縮，形成一種萬民退隱的心態，‘非政治化’的心態”(462頁)。“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就是這種“非政治化”狀態的寫照。

很容易理解的是，“非政治化”并不是不要政治，而是不能議論政治，或者自覺地不對政治發言。這當然也是一種政治化，或者干脆說，“非政治化”的狀態本身就是過度政治化或曰“泛政治化”造成的。

儒家傳統以建立在血親紐帶上的家族關系為核心，政治只是家族治理的副產品，并不主張用政治手段解決一切問題——三綱五常，只有君臣關系是政治性的，其他的都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在專制君主看來，皇帝本人就是整個社會的大家長，國家就是家庭的擬態，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王土上發生的所有事情自然也都歸王權管轄，一件事是不是具有政治意義，完全取決于王權的看法。清代前期君主康雍乾，說話中常帶一種天覆地載、君師合一的君父口氣，就是這種心態了。

雍正朝有許多著名的文字獄案，除了“名教罪人”案、曾靜案之外，還有“清風不識字”案、“維民所止”案等等

文字獄之所以能在社會上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原因亦在于它把一般人認為不具政治意義的事情政治化了。例如曾靜案，明白無誤是一件謀反大案，姑不論立場如何，但既然謀反，就會有相應的嚴重后果，這是無論如何見聞寡陋的人都能承認的，所以并不能算作文字獄。真正大出于歷史經驗之外的，是之后雍正皇帝的“出奇料理”，皇帝和欽犯公開辯論清朝的頭號政治敏感話題——華夷問題，這才真正對社會造成沖擊。倒是記錄在《清代文字獄檔》中的那些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小案子，更能體現“泛政治化”的特點。比如乾隆四十六年，河南桐柏縣的老秀才程明諲跟人發生沖突，他的學生替他出頭打架，乾隆認為這是“師徒朋黨”，將程明諲殺了頭，學生們都革去功名，每人打了三十大板，就是皇權過于敏感的顯例。至于著名的“名教罪人”案，錢名世只不過是馬屁拍錯了人，就被提到名教綱常的高度，當然也會強烈提醒天下的讀書人，私節與公義之間并無明確區別，有些過去常用的語言和行為方式也可能會賦予新的政治意義。

泛政治化的政策推行起來，有時候連皇帝本人也感到過分。乾隆四十八年，廣西抓到一個游蕩的回民，行李中搜出一本《天方至圣實錄年譜》，地方官因為書名中用了“至圣”兩個字，就指為大逆不道，報到北京。乾隆哭笑不得，這是人家的宗教圣典，如此用詞有何不可，地方官實屬“可鄙可笑”。然而辦事的人雖然遭到了申斥，但比起因為沒看出“問題書籍”而慘遭殺頭的同僚來說，處分只能算輕到不能再輕。這種氣氛之下，各地大員們當然會戴一幅政治的眼鏡觀察一切，寧可錯殺，不可放過。官員如此，普通的讀書人自然更加變本加厲，焚毀自家藏書的案例在在多有。

問題的要害在于，什么樣的問題才算是“政治問題”，決定的權柄并不掌握在讀書人甚至地方官手中。為了自身安全，讀書人不但要揣測皇帝的大政方針，還要揣測地方直管官員的心理，而地方官的心理則當然源于他對他的上級直至皇帝的揣測，層層揣測之下，一切的議論、著述、交際都可能被政治化，為求安全最大化，自然要把議論盡可能地壓縮到相對安全的領域，例如小學。

壓力足夠的情況下，恐怖的氣氛可以自行傳染。權力的“毛細管”究竟是什么？書中提到，有一些有形的管道，例如各地設立的書局，禁書的命令也通過行政系統和地保這樣的基層管道傳布下去，還動員到教官、鄉紳和書商等等人物(414-416頁)，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無形的管道，即士大夫群體的人際網絡對于信息與情緒的傳播：有的人盡量避免留下字跡，有的人與人交談時從不談及敏感話題，有的人涂抹掉藏書上可能犯忌的人名和字詞，這樣的現象在社會上一旦出現，自然會引起恐懼和模仿，形成放大效應，更不用說廣事株連的文字獄案件了。正是在恐懼氣氛的傳播與放大之下，讀書人才開始“自覺地”遠離政治。

有時候人們會忘記，文字獄的受害者是讀書人，但執行文字獄政策的官員、引爆文字獄案件的告發者往往也是讀書人。這樣的政治生態之下，“讀書人”的含義悄悄轉變了，做了官的人最大的成就是成為一名合格的行政官僚，不再追求得君行道，因為國家的大政方針自有皇帝決定，不允許討論;普通沒有功名的人更不可能議論時局，探討學問也會不小心觸到禁區，只能專心科舉，所以書中引《沈霞西墓表》說乾隆時江南地區收繳禁書，讀書人互相告誡家中不要藏書，于是大家只好去追求科名，“其以余力讀古書者，百不一、二焉”。士人政治責任感被迫消失，讀書者的精神智慧全用于八股，這是皇權的勝利，卻是國家的失敗。

權力的泛政治化和社會的非政治化本就是同一個問題，正是權力的侵逼和滲透，逼迫思想文化領域的不斷后退，只能皇家弄權，不許百姓議政。清代之所以呈現出這樣的政治景觀，與皇權的空前強化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清代前期帝王的統治術也至關重要。但《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更大的啟示在于，權力與文化并非單純的壓迫與受害的關系，權力通過日常的種種渠道，也在改造和形塑著文化人的行為與面貌，最終把讀書人變成它所想要的那個樣子，而這一過程，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讀書人的自我壓抑和自我規訓來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