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成就了兩個爆發戶，一為美國，一為日本。一戰期間，日本的對外貿易大大出超，金融實力得到顯著增強，由于國內貨幣過剩，甚至還出現了通貨膨脹現象。這是日本當時能夠大量借款給中國的一個主要背景，但是西原和寺內內閣真正想要的，其實不是一筆筆地做還本付息、落袋為安的短線小生意，他們要做的是中長線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并助其成功，以求徹底改善自“二十一條”后惡化的中日關系。西原就親口對章宗祥說過，寺內渴望中國有一個堅強的人能夠擔負統一中國的重任，而這個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并支持段祺瑞執政，確實是寺內的真實意愿。此后盡管中國政壇潮起潮落，變幻不定，南北軍政界也不斷有新的強人出現，有的聲勢還蓋過段祺瑞，然而寺內直到下臺之前，從來也沒有對段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顧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徹底且毫不動搖。

對段祺瑞的借款請求，寺內內閣幾乎是來者不拒。從1917年至1918年，僅西原就一共經手了八筆對華借款，它們被統稱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內就借出三筆，每筆都有兩千萬日元。“西原借款”前后總計達到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元，但它還只占段祺瑞對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統計，其總額一共達到了五億日元(也有資料認為接近四億日元)。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臺灣銀行、朝鮮銀行和日本興業銀行承借，但實際都是由日本政府從國庫預備金內撥出的錢。

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銀行、鐵路、林礦、電信等名目簽約。“西原借款”中的八筆借款有五筆都假借了辦交通事業的名義，其數額達到九千萬元。其操作過程，一般是經辦的中國交通部先收錢，然后再“借”給財政部，用于彌補各項軍政開支的缺口。

葉恭綽身為交通次長，認為錢是用交通部的名義借來的，還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責任，因此主張將借款留在交通部專款專用，以便今后“業務發展，盈利增加，還有歸還的希望”。他親自去見段祺瑞，提出：“這樣的借款在經濟上毫無計劃，借來的錢隨手用掉，將來怎樣還本付息？”

段祺瑞對此并沒有什么表示，只是說：“財政部當有統籌的辦法。”

財政部是用錢的部門，哪有什么統籌或賺錢的辦法。葉恭綽斷言：“西原借款本利都將落空。”

段祺瑞不是糊涂蟲，對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實上，他開始打算借的時候就沒打算還，經常跟身邊人說的是：“咱們對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時。這些借款，誰打算還他呀？到時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為包括“西原借款”在內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們的借款條件很低，都是以電線、森林等有名無實的東西作為抵押品，等于是空頭支票，就算中國政府最后不還款，日本債權方面對于約定擔保品也無法進行處分——電線、森林之類的根本就無法變現！

事實上，中國政府后來真正還清的借款只有一筆，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筆交通銀行借款，其余都變成了“大濫帳”。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實足交款，未取回扣和傭金，后來又連本利都未能夠收回，從這個角度上講，相當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國庫的錢支付中國政府的開支，中方確實是占了大便宜。

加上其它各種因素的影響，至1929年，日本終于爆發“昭和恐慌”，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國內經濟極度困頓，且長時間看不到復蘇的跡象。在有些地方，餓死人已習以為常，買賣兒女居然成了朝陽產業，其狀況與一戰時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