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的開篇就是三家分晉，為什么司馬光會以這一事件作為《資治通鑒》的開篇呢？因為三家分晉這一事件得到了周天子的認可，司馬光認為這一事件是真正禮崩樂壞的開端，是對君臣之禮的徹底破壞，所以他把這一有著分水嶺意義的事件，作為了整部巨著的開篇。后世的史家們，也把這一事件作為了春秋時期和戰(zhàn)國時期的分水嶺。

“《周紀(jì)一》，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默困敦，凡三十五年。”(大意：周紀(jì)第一篇就從這里開始，記載了從周威烈王至周烈王三十五年間的大事件)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謂禮？紀(jì)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這段文字的大意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天子任命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針對這件事，司馬光發(fā)表看法說：我聽說天子的職事沒有什么比禮更重大的，禮沒有什么比區(qū)別職分更重大的，而職分沒有什么比名位更重大的。什么叫禮？紀(jì)綱就是禮。什么叫職分？君臣上下就是職分。什么叫名位？公、侯、卿、大夫就是名位。就在這段文字下有面，司馬光展開了長篇大論。

他明確提出，天子的職責(zé)就是守好禮，管好禮，以禮來治理國家。做到上下有別，尊卑有序，不能逾越。正如孔子所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司馬光還用大段文字闡述了周文王編《周易》時，把《乾》《坤》兩卦放在首位，就是為了遵從尊卑上下的禮義關(guān)系。孔子為《周易》作注釋說的乾坤己定的思想，都是在論述守禮的重要性，而禮又沒有什么比名位更重大的了。

對于周天子封晉國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司馬光痛心疾首。他說：痛心啊！因為周幽王、周厲王失德，而使周朝的政道一天天衰敗，朝綱政紀(jì)散失毀壞，居下位的侵凌居上位的，居于上位的人權(quán)力衰落，諸侯專擅征伐大權(quán)，大夫?qū)Ｉ弥T侯的國政，禮制大體十之七八己經(jīng)喪失。然而，周文王、周武王的宗廟祭祀仍能綿綿相延而不斷，就是因為周代的子孫們還能恪守其名分的原故。為什么這樣說呢？昔日晉文公有大功于周王室(以盟主的身份帶頭擁戴尊崇周王室)時，向周襄王請求死后能像王者一樣用隧葬的禮儀，但周襄王沒有允許，說：“這是天子不同于諸侯的禮儀啊！沒有更代周室的德運而有兩個天子，這也是叔父你所反對厭惡的啊。不然的話，叔父你自己有屬地而盡可以隧葬，又何必來請示我呢！”晉文公由是畏懼而不敢違抗。由此可知，從周王室的屬地來看，不比曹國、滕國大;以周王室管轄的民眾來說，不如邾國、莒國多;然而，經(jīng)歷了數(shù)百年，周王室仍為天下宗主，雖晉、楚、齊、秦都很強大，卻不敢侵凌于它，這是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名分還存在的原故啊！至于季氏在魯國，田常在齊國，白公在楚國，智伯在晉國，他們的勢力足以驅(qū)逐國君而自立，然而始終不敢冒然行事者，哪里是什么他們的勢力不足或者是什么于心不忍呢？只不過是他們害怕被安上冒犯名分的奸名，而使天下共誅之的原故啊。如今，晉國大夫侵暴蔑視他們的國君，瓜分了晉國，天子既然不能討伐他們也就罷了，卻還寵護加爵秩給他們，使其列位于諸侯，這就使得人人都知道，現(xiàn)今連區(qū)區(qū)名分都無法守住了，從而把名分拋棄掉，至此，先王的禮制己經(jīng)喪失殆盡了。

或者有人認為，當(dāng)時周王室衰微積弱，韓、趙、魏這三晉卻很強盛，周天子雖然并不想允諾他們?yōu)橹T侯，但他又怎么能辦得到呢？這種看法非常不對。韓、趙、魏雖然強盛，如果他們不顧天下人的誅伐而侵犯禮義，那么，他們就不會向天子請求冊封，而會自立為諸侯了。而不向天子請準(zhǔn)就自立為諸侯者，則將成為悖逆之臣。天下假如有像齊恒公、晉文公那樣的國君，就必然會尊奉禮義而討伐他們。可如今是他們向天子請示，天子應(yīng)允了他們，是受天子的冊封而成為諸侯的，還有誰能夠去討伐他們呢？所以，韓、趙、魏這三晉能夠列為諸侯，不是韓、趙、魏破壞禮制，而是天子自己破壞了禮制。

嗚呼！君臣上下的禮制既然己經(jīng)敗壞了，由是，天下人便以智謀和實力相爭為英雄強主。這樣下去，就使得圣賢的后代原來列為諸侯的，他們的國家沒有不被消滅的，他們的人民也沒有不被離散除滅而消失殆盡的。這難道不使人感到悲哀嗎？

一聲嘆息，說明了司馬光對周天子的失望，并認為周王室的衰微都是禮崩樂壞造成的。司馬光的這一觀點也一直貫穿到他對以后不少歷史事件的評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