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因藩鎮割據而分裂，但又因藩鎮的并峙均衡而維系中央政權，延續了比唐前期的完全統一時期更長的時間，這是中國歷史上極為獨特的現象。安史之亂作為這段歷史的轉折點，其重要性被一再強調，但對事件本身的過程仍缺少充分研究。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李碧妍的新著《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即圍繞安史之亂及其衍生的地方政治問題，討論唐朝后期的中央政府如何應對這一危機，重新樹立起朝廷的政治權力。

10月29日，李碧妍博士和魏晉南北朝隋唐史青年學者仇鹿鳴在復旦大學“史翼沙龍”活動上就相關主題進行對談，對談稿經主講人審定。

仇鹿鳴：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亂不僅是唐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比如傳統的觀點認為，這是所謂封建社會前期向封建社會后期轉變的一個關節點。而在最近幾年對遼金元清等“征服王朝”的研究中，安史之亂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或許有人已經留意到，廣西師大翻譯出版的日本講談社中國通史《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 西夏 金 元》這卷中，杉山正明就把這一系列歷史變化追溯到安史之亂，把它和遼金等從中國東北發源的政權對傳統中原王朝模式的挑戰放在同一個脈絡之下。去年在復旦的會上鄧小南老師也提過一個有趣的觀點，她說最近美國漢學家有一種看法認為從安祿山到朱元璋(姓名開頭的字母正好是A和Z)構成一個歷史的循環。這些觀點都很有意思，它們都認為安史之亂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節點。

無疑在安史之亂前后，唐朝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項制度都發生了改變，從“唐宋變革論”的視角來看，社會文化也發生了巨大轉變。唐朝從前期的開放包容，慢慢到后來強調夷夏之辨，慢慢趨向于保守，這是安史之亂后的一個走向。

所以無論在哪一個研究的脈絡中，都會把安史之亂看作一個標志性事件，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安史之亂這個事件本身沒有足夠好的研究。

李碧妍在《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中有一處引述了我在一次閑談中提到的看法，就是在目前的學術脈絡中，關于安史之亂本身的過程缺少充分的研究。當然這也不是我個人的看法。記得在近十年前，陳尚君老師就在一次閑聊中問過我，說唐代歷史在很多方面已研究得非常細致了，在安史之亂這個問題上有沒有比較好的博士論文把這個事件講清楚？當時我就覺得沒有辦法回應，只能舉出了1955年蒲立本(E.G.Pulleyblank)的《安祿山叛亂的歷史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當然我清楚這本書雖然經典，但限于篇幅和議題并不足以回答這一問題，其他還有不少相關的研究，但似乎都不涉及安史之亂這一事件的主干。

在這樣的研究脈絡之下，可能出現一種遮蔽：我們都認為這個事件很重要，對這個事件的性質有各種各樣的判斷，但都沒有詳細探討過這一事件的經過是怎樣的？到底為什么重要？缺少細節的論述。當然這也可能是受到早期歷史研究中“以論帶史”傾向的影響，我們更重視回答安史之亂在中國歷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的問題，要對它的性質做一個判斷。但坦率地說，我們對一些歷史事件性質的判斷，往往是站在“后見之明”的立場上，因為我們已經知曉了這個事情導致的結果，所以我們認為它非常重要，它改變了歷史走向。

但是如果沒有安史之亂呢？比如我們一般認為，唐朝滅亡的直接原因是受到黃巢起義的沖擊，但是黃巢起義在開始的時候規模并不大，在此之前唐王朝內部也沒有風雨飄搖的感覺，所以我們對歷史性質的判斷，往往是帶有主觀立場的“后見之明”。

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歷史學需要揭示豐富的細節，以及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各種各樣的可能，以此帶領我們回到歷史的情境中去，而不是先下一個定義，然后再去研究它。

李碧妍的著作就充分展現了在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變化中，唐王朝面對安史叛亂危機及其衍生出來藩鎮問題時的應戰。一個王朝是不是強大，不能只看它強盛的時候，還應該看它面對巨大的壓力和挑戰時能不能很好地應對。在這個意義上，唐王朝是非常獨特的，甚至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在面對如此巨大的挑戰之后，又重新恢復生機的王朝。唐朝建立于公元618年，安史之亂爆發于公元755年(今年正好是安史之亂爆發1260年整)，唐朝滅亡直至公元907年，實際上安史之亂后的唐朝歷史還要更長一些。這樣來看安史之亂確實是一個值得探討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