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舉制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選官制度，對于人才的種類不拘一格，但在選拔的過程中，國家對其具體實施過程是很嚴苛的。

常見的選官標準有：四科取士與光祿四行。四科取士即第一科德行高妙，志杰清白;二科為學通修行，經中博士;三科則為明達法令，足以決疑，案能覆問，文中御史。四科為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如此才得以出任三輔令，以上四科取士是漢代察舉選官的基本標準。從中不難發現，德行高妙，志杰清白是察舉人才的首要標準，西漢諸帝頻繁詔舉“賢良方正之士”，方正之士就是具備高尚品德的人，優良的道德修養是察舉過程中反復強調的。

其次才是對被選拔之人文化素養的要求，具體就是明習經學，通曉法令，而官吏文化素養的要求就是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識，熟悉詔令，同時具備“能書合計”的能力，所為“能書”即不僅能夠熟練的制作公文，寫作文章，而且包括書法要求，這一點漢簡所出土的大量文書檔案中有相當一部分出自史職官吏之手，“合計”即一定的計算統計能力。

官吏的管理能力直接影響到行政機構的計劃、組織、控制、協調等管理效果，是直接體現管理價值的載體，因此這也是一條不可或缺的標準。

察舉制選拔的重點

漢代實行以孝治天下，極力提倡孝道觀念，這一點從其推行的政令中得到了明顯的體現，其中最為重要的官員選拔就是秉承了這一特點。

察舉制中以察舉孝廉為主，在眾多科目中占據主流，這也是士人踏入仕途的必經之路。當時的漢代統治者認為，孝與廉是相互并行的兩種傳統道德品行，孝是廉的根本，只有在家中孝敬父母，與父子兄弟互相關愛，入朝為官后才能體恤百姓，盡忠君主，因此孝是廉吏的基本前提。

兩漢時期，朝廷對舉薦孝悌力田是十分重視的，《漢書》中記載，“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意思就是政府讓地方獎賞子孫孝敬父母、弟弟又順從兄長同時躬耕于農田的農民，免除其勞役。少帝元年，特設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這種官爵位份頗高，其職責就是勸歷天下，敦行務本。

西漢政府極力宣揚孝的精神，并通過察舉的形式使社會中行孝之人得到實惠，通過行孝可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這就使得民間孝的觀念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使民間父子兄弟互相關愛，保障了社會的穩定。

察舉制是在漢代集權制的國家中產生，是服務于君主專制的政治產物，但同時為漢王朝選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人才，有效充實和加強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統治機構，對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察舉制后發展成什么

察舉制度在選官制度的演變進程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等級門閥制度和血緣關系的傳統封建選拔制度，相比較世襲制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歷史進步。

隨著朝廷中央集權的強化，與民風的開化，察舉制已經不能滿足于國家對人才的迫切需求，隨著時間的推移，察舉制中被掩蓋的弊病越發明顯，已成為朝堂政局中難以彌補的疏漏。官吏選拔制度的完善與重建迫在眉睫。

科舉制萌發于南北朝時期，真正成型則在唐朝。隨著士族門閥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興起，魏晉以來選官更加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已面臨著歷史的淘汰。隋文帝即位之后，正式廢除九品中正制，并下詔“舉賢良”，到了隋殤帝時期，設置了十科舉人，進士二科，并以“試第”取士。

到了唐朝，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是創立完善科舉制的關鍵人物，考試的科目分為常科和制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稱為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為制科。這一選官制度在中國歷史上盛行了一千多年，直至近代晚清時期，慈禧宣布廢除科舉制度，才真正意義上的退出歷史舞臺。

科舉制度雖然是封建中央集權的產物，尤其是明清時期的八股取士，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思想開放，但其給中國封建社會帶來的積極影響是不可置否的。

察舉制的影響

漢朝察舉制是我國官制發展中的一個創造性成果，與漢朝以前各朝的官吏選拔中的世襲制度相比是一大進步。實行了300多年的兩漢察舉制，對后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實際情況觀察，察舉制度確實為漢朝選出了許多人才。究竟什么原因令察舉制度能如此成功呢？

總括而言，有以下幾點：一、察舉科目多，涵蓋了國家所需的各種人才，選拔的范圍也較廣，為有才干的士人提供了較多晉身仕途的機會;二、相對而言，察舉制度執行嚴格，對舉主和被舉者均有賞罰，特別是舉主，不得不謹慎行事，因而減少了濫竽充數的情況發生;三、最重要的是選拔與考試相結合，為被舉者提供了公平競爭的舞臺，使真正優秀的人才有脫穎而出的機會。

此外，漢代察舉之得人，還要歸功漢武帝。在此之前，有漢初的文景之治，加上漢武帝的雄才大略，求賢若渴，于是大力推行察舉制度，呈現出“群士慕向，異人并出”的勃勃生機，造就了漢王朝成為當時的文明大國。

但由于漢朝選才之權集中在皇帝以及中央和地方官員之手，人為因素對選才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也是這一制度的根本弊端。當時被舉者占四分之三是現任官吏，造成平民儒士中之優秀人才被拒之門外。特別在東漢后期，任人唯親、唯財、唯勢，權門勢家把持察舉的結果，令流弊百出，察舉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