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信仰是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來老百姓對清官樂此不疲的期盼和傳頌，使得這種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種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詳。作為反映社會普通民眾心理的一面鏡子，宋元時期，清官文學(xué)(包括公案小說、話本、雜劇等)開始大量涌現(xiàn)和流行;到了現(xiàn)代社會，電視劇中還有大量的清官戲來延續(xù)這種傳統(tǒng)。老百姓為他們的“青天大老爺”立廟塑身，四時享祀，香火千年不絕。這既是因為清官自身所具有的可貴品質(zhì)—清正廉潔、剛正不阿、鐵面無私、體恤民情等等，也從反面說明這樣一個可悲的問題：那就是貪官污吏層出不窮，“滔滔者天下皆是”，老百姓處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境地，孤立無援，迫切希望有人能為民父母，為他們做主。清官的事跡正是百姓這種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悲觀一點說，是一種畫餅充饑式的心理補償。

在普通民眾心中，清官可謂是完人，是神的化身，身上只有耀眼的光環(huán)而不可能有哪怕是白璧微瑕的黑子。然而，翻閱古人留下的筆墨，我們卻能發(fā)現(xiàn)一個耐人尋味的“群體意識斷裂”—士大夫階層對清官的評價實在是不能令普通百姓滿意，有時甚至大相徑庭。

晚清小說家劉鶚對這一問題有直接的闡述。他在《老殘游記》中說：“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個人是君子。這個念頭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我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為了支持這個論斷，他在書中塑造了玉賢和剛弼這兩個以清廉自居但同時又剛愎自用、濫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讓他們辦了許多冤假錯案。

劉鶚認為，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種絕對的優(yōu)越感，這使他們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都問心無愧，從而容易陷入自以為是甚至剛愎自用的境地。對自己的行為盲目自信，做事所憑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臨下，現(xiàn)實情況、世俗人情一概斥之為鄉(xiāng)愿，只顧一點，不及其余。這種心態(tài)是極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說，比如聽理刑獄時，容易濫用刑罰、草菅人命;往大了說對國計民生無所補益，反而會誤事。

古代士大夫階層對清官的批評遠早于劉鶚，與包拯同時代的歐陽修就對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評。他在上宋仁宗的《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中，對包拯作為風(fēng)憲官劾罷兩名大臣后接替其職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認為這樣做會使“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xí)而成風(fēng)”。包拯辯解他本無此心，歐陽修說：“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見;跡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跡，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避也。”他還很有針對性地對包拯的道德優(yōu)越感做了抨擊：“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于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fēng)天下以廉恥之節(jié)。”

歐陽修的看法代表了相當(dāng)一批宋代士大夫的態(tài)度：他們對包拯的節(jié)操無疑是贊賞的，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點，與個人修為不可等量齊觀。包拯僅僅重視道德上的無可指摘，卻忽視了其行為對朝政風(fēng)氣的影響。這樣僅憑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體或有不思”，“思慮不熟，處之乖當(dāng)”。

明代的海瑞同樣也招致了士大夫階層的批評，而且比包拯更甚，幾乎已經(jīng)到了不見容于當(dāng)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潔耿介，平時所學(xué)以剛為主，自號剛峰，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幾次為官開場時轟轟烈烈，卻都黯然收場。其中原因，當(dāng)然并不僅僅因為“天下皆濁我獨清”。萬歷皇帝給他的斷語是：“雖當(dāng)局任事，恐非所長，而用以鎮(zhèn)雅俗，勵頹風(fēng)，未為無補。”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長處，實際上是一種批評和否定。萬歷皇帝對海瑞的廉潔操守深信不疑，但他認為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風(fēng)化方面有榜樣作用，在國計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樹。康熙皇帝對清官問題有其自身的認識，他在一道詔書中說：“清官多刻，刻則下屬難堪，清而寬方為盡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為清，乃為真清。”康熙的意思很明確，清官要把道德優(yōu)越感丟掉，對人不可苛責(zé)太嚴，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執(zhí)的強硬。身為一國之君，他當(dāng)然不是鼓勵貪污，而是不希望出現(xiàn)“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局面，使國家機器無法正常運轉(zhuǎn)。《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仕綸，是和包拯、海瑞一樣被民眾稱為“青天大老爺”的人物。有人薦其出任湖南按察使，康熙皇帝說：“朕深知仕綸廉，但遇事偏執(zhí)，民與諸生訟，彼必袒民;諸生與縉紳訟，彼必袒諸生。處事惟求得中，豈偏執(zhí)？如世綸者，委以錢谷之事，則相宜耳。”最終改授其為湖南布政使。看來，康熙是深明清官運用之妙的。

普通民眾和社會精英對清官的評價出現(xiàn)差異是耐人尋味的。士大夫(乃至皇帝)對清官的批評集中在一個“刻”字上。這個“刻”意義很廣，既包括用法嚴苛，也包括對屬下和部民苛責(zé)，還包括在施政中偏執(zhí)、強硬，不近人情。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有道德潔癖，對人太過苛責(zé)，如果別人不能達到他們的標準，就一概斥為泥豬、癩狗、污穢小人。這種心態(tài)導(dǎo)致了他們在施政中用法嚴苛，而這一點卻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

老百姓對清官的期許不外有三：抑制欺壓百姓的權(quán)豪勢要;打擊魚肉鄉(xiāng)里的潑皮無賴;懲戒貪贓枉法的貪官污吏。清官對這些人打擊越嚴厲就越符合老百姓“吃大戶”的樸素愿望，才是“愛民”。如《拍案驚奇》里的梁太守看見拐帶婦女、弄出人命的潑皮無賴汪錫只被判了充軍，于是大怒，“喝交皂隸重責(zé)六十板，當(dāng)下絕氣”。這種擅殺行為卻受到了作者的肯定，稱他極有正氣。

士大夫階層對清官的這種“刻”是很反感的，除了忠恕之道的價值觀因素外，考慮到治國施政的現(xiàn)實情況是更主要的原因。正如康熙皇帝所說，“處事惟求得中”，政事不同于個人修為，它是一門妥協(xié)的藝術(shù)，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施政要想有所作為，就不能僅憑道德上的居高臨下，一味的偏執(zhí)強硬。據(jù)司馬光《涑水紀聞》載：“包希仁知廬州，即鄉(xiāng)里也……有從舅犯法，希仁戮之。自是親舊皆屏息。”這段大義滅親的“佳話”總讓人產(chǎn)生其他的想法：若從舅有可死之罪，殺之則可;若罪不至死，包拯為了表示自己鐵面無私就從嚴懲處，殺之以博直名，這種“殺妻求將”的行徑無疑會使我們對他的崇敬大打折扣。

包拯如此，海瑞更甚，他的家庭悲劇為其性情做了一個絕好的注腳：他的前兩個妻子被休，第三個妻子暴死，一個妾自殺身亡，致使他不得不前后九娶。而他的女兒因吃了家仆給的一個餅，就被他逼得絕食而死。可見其性情之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