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屈原曾受楚懷王信任，任左徒、三閭大夫，常與懷王商議國事，參與法律的制定，主張彰明法度，舉賢任能，改革政治，聯齊抗秦。同時主持外交事務，主張楚國與齊國聯合，共同抗衡秦國。在屈原努力下，楚國國力有所增強。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讒言與排擠，屈原逐漸被楚懷王疏遠。公元前305年，屈原反對楚懷王與秦國訂立黃棘之盟，但是楚國還是徹底投入了秦的懷抱，使得屈原被楚懷王逐出郢都，流放到漢北。流放期間，屈原感到心中郁悶，開始文學創作。他的作品文字華麗，想象奇特，比喻新奇，內涵深刻，洋溢著對楚地楚風的眷戀和為民報國的熱情，成為中國詩歌文學的起源之一。公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白起揮兵南下，攻破了郢都，屈原在絕望和悲憤之下懷大石投汨羅江而死。傳說當地百姓投下粽子喂魚以防止屈原遺體被魚所食，后來逐漸形成一種紀念儀式。以后每年的農歷五月初五為端午節，人們吃粽子、劃龍舟以紀念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

關于屈原自沉汨羅江的原因，歷來有諸多說法，卻都相差甚遠，恐怕是因所選擇的分析角度不同所致，總括起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說法是以身殉國。這一種說法，以清代學者王夫之和現代歷史學家郭沫若為代表。他們認為屈原是楚國的貴族。先秦采用分封采邑制，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有血緣關系的親戚就親疏有別地分封到不同地方當諸侯，諸侯又按照同樣的方式把國家分給不同的大夫。楚國和其他諸侯國有點不同，國君和周天子并沒有直接的血緣關系，所以在其他諸侯只能稱“公”、“侯”時，楚國國君就能自稱為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王”的稱號。楚國的君臣同樣有這種關系，屈原和楚王同姓，所以他對楚王和楚國，不僅有一份大臣對國家的忠誠，也有一份難以割斷的血脈親情。王夫之在《楚辭通釋》中認為，屈原所以寫下著名的詩章《哀郢》，是由于哀嘆郢都的陷落，宗廟社稷成為荒丘廢墟，人民流離失所，楚頃襄王不能拼死抵抗秦軍，楚國滅亡指日可待。

據此，現代的屈賦研究者大都認為，屈原投江是因為秦軍攻破楚國都城，屈原不忍親眼目睹國家滅亡，故而投江殉國。郭沫若在《屈原考》中寫道：“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寫了一篇《哀郢》……他看不過國破家亡，百姓顛沛流離的苦狀，才悲憤自殺的。”他在《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中寫道：“屈原的自殺，事實上是殉國難。”

還有一種說法是屈原以死諫楚王。持此說的人認為屈原看到楚國“黨人”橫行，百姓看不到希望，朝中沒有忠良之臣，國家沒有抵御外敵的力量，楚國將面臨亡國大禍。滿懷救國大志的屈原卻遭讒言而被流放，報國無門的他沒辦法身諫楚王，哀嘆報國之志無法實現。絕望的屈原決心以死來震醒昏君。屈原在《離騷》篇末有“吾將從彭咸之居”。彭咸是殷朝有名的賢士大夫，他曾忠心勸諫國君，遭到漠視，最后憤然投水而死。由此看來屈原之死是“尸諫”，是向彭咸學習而來的。

最近，有人對屈原的死提出了新的看法，那就是，屈原并非死于自殺，而是被謀殺。屈原是一個具有浪漫主義理想的詩人，他寫過大量的情詩，其中《湘夫人》是其中之一。

研究這篇文章，我們通過屈原謙卑的態度判斷，“湘夫人”擁有很高的地位，而且超過了屈原本人，很可能是一個王室成員;“湘夫人”有著驚人的美貌;“湘夫人”是位已經出嫁的、受道德禮教制約的女人，她不能與屈原公開見面，而只能跑到荒郊野外與其秘密幽會。而標題“湘夫人”中的“湘”代表楚國，“夫人”就是妻子。對照王宮里的所有有身份的女人，符合“湘夫人”這四個特征的只有楚懷王的寵妃鄭袖。

屈原與懷王寵妃的暖昧關系被懷王知道后，促使他以政治名義放逐屈原，使他再也無法與鄭袖見面。公元前296年，楚懷王在秦國病逝，秦國把遺體送還了楚國，“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楚人正式立太子為王，是為頃襄王。耐人尋味的是，心灰意冷的屈原聞聽此訊后卻禁不住的歡欣鼓舞、欣喜若狂。因為屈原相信他的老情人“湘夫人”會想盡辦法說服頃襄王，讓他重返京城，再握權柄。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為防止屈原與鄭袖的關系卷土重來，楚國王室遵照楚懷王的遺命，派人對屈原進行了捕殺。追殺事件的發生地就是今天的汨羅江，兵士們最終在江邊抓住了屈原，將他刺殺后裝進袋子，捆緊了之后綁上石塊投入江心，演出了一幕殘酷的歷史悲劇。

而流傳至今的賽龍舟和包粽子是不是也在暗示當時的追殺情景呢，用賽龍舟隱喻當時追殺屈原的激烈場面;用包粽子來隱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慘事實—糯米飯象征著屈原的肉體，粽葉象征著裝他的袋子，粽絲象征著捆扎他的繩索;而把粽子投入水里，則象征著屈原被人淹死的真相。

當然屈原死于謀殺這一說法并沒有切實的依據，只是一種猜測，但是誰又能說這種猜測不是歷史的事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