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依仗皇上為非作歹的權貴和清廉的有識之士之間的斗爭，這樣的斗爭往往會造成較大的影響，東漢黨錮之禍就是其中之一。黨錮之禍原因不是別的，就是由于宦官憑著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地位和皇帝賦予自己的權利，欺壓百姓、敗壞社會，引起了朝內那些真正為國家和百姓考慮的士大夫的不滿，雙方進行了激烈的斗爭。

東漢末年的時候皇帝形同虛設，真正把權的是那些宦官和皇帝的親戚們，仗著皇上給自己撐腰，他們大肆掠奪百姓們的土地和財產，并將自己的親信安排在朝廷中去混淆是非，從上到下將權利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這種情況下有抱負、想真正為國家做點事的士大夫不僅得不到重用，還經常被宦官欺壓，眼看民不聊生、國家動蕩不堪，這些士大夫毅然決然起身反抗，這便是黨錮之禍的根本原因。

黨錮之禍原因是士大夫們的反抗引起了宦官的極大不滿，尤其是在士大夫獲得了很多清廉人士和老百姓們的支持之后，惱羞成怒的宦官時不時在皇帝面前誹謗他們，將他們歸為“黨人”并進行嚴厲的制裁，甚至直接以圖謀不軌等莫須有的罪名打壓他們，導致了兩次黨錮之禍的發生。

深究黨錮之禍的原因，就是當時的政治環境，年幼的皇帝無法掌控朝廷使得真正的大權落到了宦官和外戚的手中，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宦官對反抗自己的人進行制壓，這就造成了東漢的兩次黨錮之禍。

東漢后期出現黨錮之禍的影響有哪些

黨錮之禍是指在東漢桓帝、靈帝時期，宦官為了欺壓與他們作對的士大夫給他們強加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最終使那些有識之士家破人亡的事件。東漢末年一共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第一次發生在桓帝在位時期，這一時期雖然陳蕃等名士被宦官誣陷被免去官職，但是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影響并不是特別大。而在第二次黨錮之禍中，名士直接被迫害而亡，他們的家人、朋友也沒能逃脫滅族之禍。這兩次黨錮之禍直接使東漢政局動蕩不堪，加速了東漢的滅亡，可見第二次黨錮之禍的影響實在巨大。

黨錮之禍的影響最大的就是對士大夫和與他們交好的人。忠臣陳蕃在黨錮之禍中被殺，大將軍竇武被迫自殺，而李膺等名士被發配后仍然沒能逃過被追殺的命運，他們很多人或是死在了獄中，或是在半路被宦官的手下所殺害。黨錮之禍結束后，與他們相關的人也受到牽連，他們不能再做官，他們的家人朋友也不能做官，朝廷上再沒有有識之士說話的權利。

兩次黨錮之禍的影響對東漢改變最大的是朝廷上再沒有可以主持大局的名臣，一味聽信宦官的靈帝也不顧忠臣建議，這使得宦官更加為所欲為。他們大肆掠奪百姓的財產，最終引起民憤釀成黃巾之亂。黃巾之亂之后東漢的局勢更加緊張，戰爭一觸即發，最終東漢滅亡。

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的事件經過

東漢末年一共發生了兩次對整個中國有較大影響的黨錮之禍，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于漢桓帝期間。桓帝在位時舉行過一次天下大赦，趙津等宦官趁著這個時候為非作歹，做了很多觸犯法律的事情，認為即將獲得大赦的自己可以逃脫懲罰，然而成瑨等官員并不吃這一套，雖然那個時候皇帝形同虛設，朝廷真正的掌權人是宦官和外戚，他們仍然不畏權貴依法懲治了趙津等人的黨羽。氣急敗壞的宦官立馬向桓帝報告并誣陷那些官員，桓帝相信了他們的話并處置了成瑨等人，這是引發第一次黨錮之禍的直接原因。

在宦官的挑撥下，不少敢于直諫的官員深受桓帝的冷落，但卻得到了民間的支持，認為宦官亂政要嚴加處理，然而此時的桓帝并不是自己說了算，在宦官當權的年代這些敢于直接說出宦官罪責的人都沒能逃過黨錮之禍，不少在獄中被殺。第一次黨錮之禍爆發于大赦之后，宦官因為士大夫處死了自己黨羽內的殺人犯，就被宦官污蔑為“誹謗朝廷”，桓帝聽信他們的一面之詞直接逮捕并處置那些被宦官定為“黨人”的士大夫，有的宦官甚至直接無視法律對士大夫進行欺壓，不少士大夫要么丟了官職，要么直接被害死。

公元167年，竇皇后的父親出面替士大夫求情，桓帝終于取消了對士大夫的制裁，同時宦官們也擔心自己做的壞事被獄中的士大夫們抖落出來，紛紛提醒皇帝大赦的時候已到，于是那些被迫害已久的士大夫們終于被放了出來，但也無法再次做官了，至此，第一次黨錮之禍結束。